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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僅10歲的盧比桑·楊茲（RubySam Youngz）落單獨自面對欺凌者時，她感到既無助又困惑。這是她在小學的最后一年，她和家人剛從英格蘭搬到了威爾士。欺凌者先是緊抓著她格格不入的口音不放，然后開始嘲笑她的長相。“沒有一件事是合理的，”她說，“我到了個陌生的地方，根本不認識任何人，所有人都討厭我，而我完全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

無休無止的欺凌一直跟隨著楊茲到中學；同時也對她的生活的所有方面造成了連鎖反應，她學會了抽煙和喝酒，只為了試著讓自己好受些。現在已經46歲的楊茲，回憶起她所受到的欺凌并將其與對自身造成的影響聯系起來，也僅僅是去年才發生的事。

“我的感覺就像是‘因為其他人都不喜歡我，所以我也不喜歡自己’。”她這樣說道。

她的經歷揭示了一個痛苦的真相。孩童，正因他們對世界的無辜和無知，有時恰恰能將他們變成最惡毒的欺凌者。而他們的行為可能會不受成人后習得的社會規范所阻礙，因此變得殘忍、暴力、毫無人道。他們所造成的影響也會伴隨著受害者一生。

但究竟是什么使一個孩子變成了惡霸？

“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一直認為欺凌者只有一種面貌：一個有著自我認知問題、極具攻擊性的孩子，同時很可能來自一個有家庭暴力或者對小孩漠不關心的家庭，” 多蘿西·埃斯佩拉奇（Dorothy Espelage），一位來自教堂山北卡羅來納大學教育系的教授。“然而這種現象已經開始改變了。”

 學術研究者所定義的校園欺凌將攻擊性劃分為階段，根據個體和群體間不同的權力分出不同的等級。這種方法或許不能解釋發生在受害者身上可怕的不幸、或是為何人們變為欺凌者的復雜原因，但它揭示出了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權力的差異。

“可能是你在欺凌我，而你人緣好，我卻沒有，于是權力的懸殊使我更難給自己辯護。”埃斯佩拉奇說道。家庭暴力、兄弟相爭或許仍然是孩子變為欺凌者的危險因素，卻已經不是唯一的因素。如今就算是在有家庭暴力背景下長大的兒童也會在上學時接觸到反欺凌教育（anti-bullying programme）并生活在積極的環境里，而這樣的孩子并不一定會成為欺凌者。

近幾年，研究者對于校園欺凌典型的描繪變得愈加微妙。拋開那些下手直接、毫不掩飾的霸凌者之外，另一種更加馬基雅維利型（Machiavellian）的欺凌冒了出來。被歸為這類的孩子更傾向于有著更好的社交技能和個人魅力，而且深受老師喜愛——和以往“粗魯型”的欺凌者相差甚遠。最關鍵的一點，這種類型的孩子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開啟或關閉欺凌模式。

“社交霸權型的欺凌者想要成為群體的領導者，”埃斯佩拉奇說，“他們的做法則是將其他孩子推到階級底層。”

另一項研究也同樣支持了這個說法，即欺凌行為往往與欺凌者有關，而受欺凌者通常不是指定的。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項關于校園孩童的研究中，學生被要求參與一項練習，引導學生們站在欺凌者的角度思考欺凌事件本身。研究者還給了這些孩子們一份調查問卷，讓他們對所扮演的每個孩子進行分類：欺凌者、受害者，或是旁觀者。

那些被孩子們認為是欺凌者的角色，更加傾向于在虛構的欺凌事件中，把所說的話的重點放在整個事件是怎么影響到欺凌者本身（像是說一些“因為我獲得了其他人的關注所以我感覺很好！”這類的話）或是同情心的缺失（像是“我沒有感到內疚，因為我沒有去想這件事”、“我會感覺差不多因為受害者沒有受苦”）。

近幾年，欺凌行為還以更多新的形式不斷出現。通常被學術界廣泛認定的欺凌典型對受害者的攻擊和侮辱是重復且多次的，但虛擬世界的出現模糊了這一界限，即使是僅僅一次的網絡欺凌，所帶來的沖擊都不容小覷。

“當你發在網上的某條信息突然被數百萬人看到，難道不應該避免這種事情再次發生？” 埃斯佩拉奇這樣反問道。

事實上，校園欺凌和網絡欺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交集，以至于讓研究者們爭議它們究竟是不是同一種欺凌——尤其是現在的孩子們上課時也隨身帶著手機。

“在調查中你會發現許多校園欺凌在發生后還會以線上騷擾的形式繼續，” 卡利·察尼·佩佩拉西（Calli Tzani-Pepelasi），哈德斯菲爾德大學的調查心理學講師說道，“他們可能就坐在對方身邊，卻選擇通過社交媒體來詆毀對方，以此來博得更多的關注和虛榮。”

所以當你認為你的孩子可能在欺凌其他人時，你該要怎么做？

對他們的動機刨根問底會是個很好的開頭。“如果有人打電話給我，說我的孩子參與了這類行為，我會想（對孩子）說，‘好吧，你這么做能贏得什么？為什么你要這么做？’” 埃斯佩拉奇說。“也有可能是，你的孩子所在的學校環境讓他覺得，這么做是理所當然的。”

同樣值得思考的一點，你的行為是否影響到了你的孩子？“對某些家長而言，他們對人際交往的處理方式可能正在給孩子樹立一個壞的榜樣，”她說道。

防止校園欺凌的一種方式可以是建立同伴機制的校友互助會，在這個體系中每個新生都會分配給一個高年級學員，在入學后為他們指引方向。

“新來的學生可以從他們的學長身上汲取好的榜樣，這一點無疑是這個體系的優勢，” 察尼·佩佩拉西說。但在應對欺凌時，有一個積極支持的校園氛圍也同樣重要。“它更需要來自老師、學校領導的堅持不懈和團結一致，如果沒有這些的話整個體系也都無法運作。”

埃斯佩拉奇也同樣贊成在老師、同學之間建立強韌紐帶是關鍵。“從我們的研究中可以了解到，在那些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聯結問題上、保證每個孩子都能在校園中找到歸屬感的學校，往往欺凌事件會發生的更少，”她說道。

不過，更常見的往往是支持力的空缺。在2014年，埃斯佩拉奇和她的同事發表了一篇長達5年的研究，展示了校園欺凌與性騷擾之間令人擔憂的關聯。研究中揭示了在年幼孩童之間的欺凌通常包含恐同性質的侮辱，到了學校高年級就漸漸升級成了性騷擾。

而卷入性騷擾的孩子——不管是騷擾方還是受害者——通常都并不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其中的原因或許正是老師并未及時制止。

“欺凌只是整條侵犯鏈的第一步，接著是起恐同的綽號，再到性暴力、約會暴力。” 埃斯佩拉奇說道。

至于欺凌他人的孩子在走出校園后變成了什么樣，埃斯佩拉奇認為有些人可能舊習難改——或是找到其他的發泄方法——但也不是全部人。“我當然同意，基于我的個人經驗，的確有些（校園欺凌者）會進入某些能夠讓他們施展拳腳的專業領域，不管是治安、大學教授，還是律師。”

但或許最讓人感到悲哀的，是欺凌對受害者的沖擊可以長達數十年，導致受害者更糟糕的身體及心理健康。初中幾乎完全生活在欺凌中的楊茲，如今受訓成為了一名心靈創傷恢復專家（grief recovery specialist），致力于幫助那些有著類似失去的人。

“欺凌也是其中的一員，因為它也代表正常感知的失去、信任的失去、安全感的失去，”她說。

曾經帶頭攻擊她的欺凌者在今年初通過Facebook向她道歉。當楊茲收到這條訊息后，她的第一反應是感到惱火。“它完全無法撫平我心中由她帶給我的任何傷痛，”她說，“可能是為了幫助她自己吧，我也不知道。”

不過在她平息下來后，她認為這個道歉——正如給她生活如此負面沖擊的欺凌一樣——為的是欺凌的行為，而不是她。

“我對她表示同情，因為我大概可以理解她這么做的原因，也可能她自己家里出了什么麻煩，”她說，“但我并不同意她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