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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資料圖：澳大利亞海軍P8A反潛機到貨
“殖民地心態”損害澳大利亞利益
【澳】大衛·莫里斯(David Morris)
澳大利亞是二十國集團所有成員中與中國經濟結合最緊密的國家之一，但這種關系是基于表面的成規而非深度理解和承諾，較為脆弱。兩國之間偶然發生的磕碰，使通往理解的道路變得愈發難走。澳大利亞政府最近表達了調整外交戰略的愿望。那么，澳大利亞對自身財富和世界地位的樂觀自信，能幫助其與中國建立不再那么脆弱的關系么？抑或澳大利亞在傳統盟友面前扮演忠實跟班的習慣會制約它的任何新戰略呢？
澳大利亞糾結的核心在于能否保持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做法。若能二者兼得，澳大利亞人就會覺得前途無憂，否則就會愈發擔心。
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澳大利亞都被視為“幸運國度”，它因資源富饒、民眾務實隨和而成為繁榮、安全之地。但自淪為英國殖民地后，澳大利亞就開始依賴那些遙遠、強大的朋友，始終無法擺脫某種“殖民地恐懼”，害怕在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孤立無援。盡管這代人已在討論澳大利亞屬于亞太的一部分，但澳大利亞人心中對于處在毗鄰亞洲這個位置仍是五味雜陳，對本國的獨立性、在地區的責任和角色上充滿矛盾。
要了解一個國家先要了解它的歷史，澳大利亞也不例外。英國在澳殖民時期的主流文化是拋棄土著和土著文化，打造一個堅決以歐洲為文化家園的殖民社會。直到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絕大多數貿易和投資活動還都是與英國進行的，大多數非歐洲移民被拒之門外，亞洲讓其害怕不已。二戰時期，眼見英國已經無力幫忙，為了抵抗日本侵略，澳大利亞轉而尋求美國幫助以免遭日本侵略。
在那之后，澳大利亞先后經歷兩波改革浪潮，最終才改變了這個昏昏欲睡的后殖民國家，造就了現代澳大利亞。不過，這兩波浪潮都未完成。第一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開始迎接之前從歐美開始的“自由社會”變革。當時由總理高夫·惠特拉姆領導的政府推動這次變革，堅信澳大利亞可以主宰自身命運，克服從過去的殖民地不安全感中產生的“文化自卑”。在此期間，惠特拉姆廢除了對亞洲移民的歧視性禁令，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大利亞對自身在亞太地區的角色予以更多關注，舊的殖民紐帶開始松動，尤其是在英國結束對前殖民地的貿易優惠、加入貿易保護主義的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之后。但惠特拉姆最終被全球性經濟衰退、對經濟管理的不重視推到一邊，并諷刺性的被英國女王的代表免職。
第二次改革浪潮是經濟。在鮑勃·霍克和保羅·基廷的相繼領導下，澳大利亞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向世界開放經濟，引入競爭。隨之而來的是移民增加，政府接受技能嫻熟的新勞動力，將與亞太地區合作作為新的戰略重點，促進澳大利亞旅游業和國際教育行業的增長，收獲長達25年的經濟增長和繁榮成果。
不過，澳大利亞人或許是過于務實了，他們很少提起這些偉大的改革浪潮，對自身發展也缺乏很好的反思。其結果是，澳大利亞人至今仍未甩掉殖民主義的文化遺產包袱，即深深的不安全感。澳大利亞媒體和文化還在尋求英美的認可，它們什么都與那些傳統大國而非自己的鄰國相比。澳大利亞人對自己土地上歷史悠久的土著和多元文化知之甚少。他們很少學習自己地區的語言，對太平洋島嶼或東南亞鄰居的文化、政治或經濟毫不在意。
澳大利亞仍忠實地維持著與美國的安全同盟，美國則利用強大的軟實力鞏固了澳大利亞在“美國圈”中的位置。某種程度上講，澳大利亞過去面對英國時的那種殖民地心態現在轉移到了美國。當別的盟友對美國偶爾的霸權行為心懷警惕時，澳大利亞總是第一個跑到美國身邊，一錯再錯。
正因如此，中國的崛起給澳大利亞帶來一個特別的挑戰。過去，澳大利亞不太著眼大局，習慣依賴強大的盟友來領路。但現在，它面臨一個全新局面，需要為自己做出決定。澳大利亞應該展望大局并找準自身定位了。
過去10年來，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是其外商直接投資、移民、游客和留學生的主要來源國。但澳大利亞人的心智尚未適應這樣的改變。在文化上，澳大利亞最初接受對英國的依賴，因為兩國關系多維而深厚，后來它與美國的關系也是一樣。雖然澳大利亞現在也很依賴中國，但澳中關系畢竟年輕，主要呈現為互惠互利的經濟關系，而這種關系很容易破裂。澳中兩國在經貿領域尋找共同利益、建立牢固關系已有幾十年的經驗和歷史了，但每次雙方在一些政治性事務上出現齟齬，兩國關系都會遭到質疑。這正是飛速發展的經濟關系下難以掩蓋的脆弱。
那么，如何才能讓兩國關系變得更深厚、更廣泛和更牢固呢？當澳大利亞開始審視其外交政策和下一步經濟發展計劃時，這不只是所謂的“問題之一”，而是必須面對的“最重要問題”。澳大利亞能否與中國建立持久和經得住考驗的伙伴關系？兩國經濟肯定是互補的，民間聯系也確實在加強，但僅是兩國輿論界的一些抱怨，就能輕易掀動恐懼和不安，甚至影響兩國的合作意愿。
澳中兩國時不時會有不同觀點，這很自然。事實上，澳大利亞與其傳統朋友之間也有不同看法和價值觀，比如澳大利亞反對英國的等級制度和美國的槍支文化，但仍能與那些國家保持親密關系、追求共同利益。毫無疑問，澳大利亞的某些方面也會受到其他國家反對，尤其是澳大利亞土著在兩個多世紀中受到的可怕待遇以及澳大利亞最近對避難者的苛刻態度等。關鍵在于領導人們能否為澳中找到這樣一條互惠合作路線，即要經得起這兩個迥然不同的社會之間時不時會出現的分歧和問題。
澳大利亞現在的政府認識到了這種挑戰，但它在國內還缺乏強有力的支持。澳大利亞亟須為澳中合作制訂新的戰略方法，為澳在世界上更廣泛的地位勾勒藍圖，只是現在還不具備允許政府這樣做的成熟環境。更可能的情況是小步邁進。澳中自貿協定會讓兩國經貿往來蒸蒸日上，民間聯系日益密切，相互理解穩步向前。在此過程中，依然脆弱的雙邊關系需要悉心呵護。
澳大利亞試圖實施的新外交戰略能否為更牢固的澳中關系奠定基礎？這恐怕要留給時間去證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只要澳大利亞無法逐步擺脫殖民地心態，不能認真審視自己真正的國家利益和在世界上的位置，不能對自己的選擇更加自信，那么澳中關系肯定難以完全成熟?！?作者是太平洋島國論壇駐中國首席代表，澳大利亞前外交官和高級政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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