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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作者：吳敏文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美國主流社會不看好的地產大亨特朗普橫空出世鎖定勝局，即將入主白宮。鑒于他在競選期間發表的一些“孤立主義”言論，以及對奧巴馬政府傾力打造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頗有微詞，一些人由此得出特朗普團隊一旦執政，將在“亞太再平衡戰略”上改弦更張的結論。情況將會是這樣嗎？
“亞太再平衡戰略”是什么
自20世紀初以來，美國一直奉行“亞太平衡戰略”。這一戰略的理論基礎大致有兩個：一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大多會爆發戰爭”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論；二是英國地緣政治學大師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的“地緣戰略沖突”論。麥金德爵士于1904年在倫敦皇家地理學會會議上發表論文《歷史的地理樞紐》，將歐亞大陸的北部核心區界定為“樞紐國家”或“心臟地帶”，將毗鄰心臟地帶的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國界定為環繞心臟地帶的“內新月”地區。麥金德認為，俄德聯盟或征服了俄羅斯的中日帝國，將能夠爭奪世界霸權。為此，作為盎格魯·撒克遜兄弟的英美兩國，分別緊盯地球的兩個區域。英國在作為全球主導性大國期間緊盯歐洲大陸，警惕出現一個主導性歐洲大國；20世紀初以來的美國緊盯東亞，警惕亞洲出現這樣一個國家。
在美國看來，任何一個國家獲得地區主導地位，不但美國在太平洋的屬地，甚至美國遼闊的西部海岸，都將暴露在一個缺乏其他力量制衡的強國面前，這對美國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噩夢”。因此，避免在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出現一個主導性國家，是美國亞太政策的基石。美國的均勢或是平衡戰略，其道理就是：對于一個內部力量相互抵消（即平衡）的體系，美國只需施加最小的外力，就可以使這個體系按照自己的意愿運轉。
了解了這樣的理論基礎，就比較容易理解美國為何要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了，即亞太地區已經出現或者有出現主導性大國的趨勢，使得原有的戰略均勢被打破。說白了，就是中國作為一個欣欣向榮的經濟體，其GDP已經是世界第二。隨著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和軍事裝備也出現顯著的進步和增強，美國敏感的戰略神經開始感到緊張。
對此，美國奧巴馬政府執政伊始即積極應對。2009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東盟會議上首次提出“重返亞太”。隨后，美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表明了奧巴馬政府對東南亞地區的高度重視。2009年11月，首屆美國－東盟峰會在新加坡舉行。奧巴馬成為歷史上首位與東盟十國領導人會晤的美國總統，并將美國－東盟的年度峰會機制化。國務卿希拉里2011年10月在《外交政策》雜志發表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從理論上對美戰略重心東移和未來10年亞太戰略作了全面闡述。
2012年6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新加坡出席第11屆“亞洲安全大會”即“香格里拉對話會議”時，明確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其要旨是，美國海軍將從2012年至2020年把10％的水面艦艇和潛艇轉移到太平洋方向，到2020年，將有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這意味著，美國的“亞太再平衡”進入緊鑼密鼓的實施期。
帕內塔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深化和體系化。美國的戰略重點已從歐洲向亞洲轉移。2013年6月，美國繼任國防部長哈格爾在第12屆“香格里拉對話會議”中重申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在海軍軍力部署的基礎上，哈格爾又宣布將美國空軍60％的海外力量部署到亞太。這被稱為奧巴馬第二任期內“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增強型2.0版。2016年9月29日，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卡特在圣地亞哥的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上發表講話，稱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進入了第三階段，將繼續提升和穩固美軍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優勢。
特朗普并無改變“亞太再平衡戰略”之意
作為地產大亨，特朗普說出那些被外界解讀為他要改變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話時，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會有這樣的結果，心直口快、率性而為的特朗普要顯示出與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的不同，讓那些對傳統“政治正確”失望的美國民眾，從他這里得到情緒的宣泄、心理的共鳴和不一樣的選項。但如果我們認真檢視特朗普及其幕僚團隊透露的信息，就可以得出結論，特朗普并無改變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之意。
一是特朗普并無否定“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言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特朗普表示，美國應集中精力應對國內的挑戰，少關注一些世界其他地區，包括從中東、歐洲到亞洲的問題，他還對美國是否應保持其在亞洲的姿態提出質疑。他的這一表示被媒體廣泛解讀為站到了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對立面。
特朗普對“亞太再平衡戰略”最具沖擊力的講話是，他要求日本和韓國必須分擔更多的安保費用，否則將撤出駐日韓美軍。在這里，特朗普事實上并沒有否定“亞太再平衡戰略”，他的批評集中體現為“商人的精明”，他對美國在與盟友的關系中承擔過多有怨言，可以解讀為利用美國的主導地位對亞洲盟友必須付出更多作出警示。
對盟友因他的“選舉語言”產生的擔憂，在選舉開票的前一天即2016年11月7日，特朗普外交政策顧問、加州大學教授彼得·納瓦洛與軍事幕僚亞歷山大·格雷在《外交政策》發表文章稱“亞太再平衡戰略”沒錯，只是缺少資源支持；特朗普提出的海軍重建計劃恰恰是向亞洲盟友保證，美國仍是亞太地區安全的長遠保障。
二是特朗普的政策明確指向加強防務。奧巴馬政府于2013年啟動所謂“自動減赤”機制，在其后持續10年的財政緊縮中，美國的軍事預算將自動削減4500億美元。2016年9月7日，特朗普發表防務政策演講表示，若當選總統，將解除“自動減赤”機制對防務預算的限制，大幅增加防務預算，擴充各軍種兵力和軍備。
按照他的設想，美國陸軍將由47.5萬人增至54萬人，海軍陸戰隊將擴至36個營，空軍確保擁有至少1200架戰機，海軍軍艦數量從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一方面美國增加防務投入，另一方面要求盟友增加分擔，這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即美國用于軍事的資源將從內外兩方面得到增加，防務的盤子更大了，用來干什么？對付俄羅斯嗎？特朗普明確表示要改善美俄關系。對付朝鮮嗎？特朗普說愿與朝鮮最高領導人舉行會談。那么，對付誰呢？
三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目標并未達成。既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肇因是地區力量出現不平衡，那么，改變這一戰略的前提是地區力量實現平衡或美國戰略重點出現新的轉移。迄今，這兩個條件一個也沒有出現。
而通觀特朗普的競選言論，其中對中國充滿指責。在經濟領域，特朗普指責“中國進行貿易保護、操縱匯率”，“搶走我們的工作”，揚言要對中國商品“征收45％的反補貼稅”。在軍事領域，特朗普批評中國的南海政策，說中國“不夠尊重”美國，在他當選后將加強美國在東海、南海的軍力部署，威懾中國。
對于特朗普是否會改變“亞太再平衡戰略”，其實“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美國的一切旨在贏利）和“無利不起早”這一美一中兩句俗語就已經說得很明白，只要這一地區仍然是經濟增長活力四射、充滿真金白銀的地區，美國就無法克制控制這一地區的欲望。
特朗普也無力改變“亞太再平衡戰略”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提出要將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從“世界第一”（充當世界警察）轉變為“美國第一”（專注內部事務）。這聽起來非常悅耳，但特朗普想改變“亞太再平衡戰略”以減輕施政壓力，恐怕很難做得到。
特朗普執政只能依靠共和黨精英。對于美國的權力體系，我們平時關注最多的是總統及其政府。事實上，在美國國家權力體系的行政（政府）、立法（國會）、司法（法院）三權中，權重最大的是國會。其次是司法，而總統權力最弱。政府花錢、任用官員都必須得到國會批準；總統施政受到各方面的牽制，而要擔當的責任卻最多。這就是奧巴馬以“change”（改變）為競選口號贏得大選，執政8年改革舉步維艱，唯一的亮點醫改都面臨人走茶涼危險的原因所在。同時，美國的統治實際上是精英集團的集權統治。這一點，從美國1787年5月25日召開立憲會議開始就已經注定了。
特朗普是“殺入”美國政壇的一匹“黑馬”，在政界毫無根基，他的執政團隊只能來自共和黨精英。在競選時，他的“另類”言論使他面貌清新；但在隨之而來的執政中，精英集團不可能為特朗普改變。特朗普表面上看起來大大咧咧，其實在競選取勝之際，他的做派和口風，已經從競選時的“桀驁不馴”，悄然轉變為穩重“乖巧”，如主動向地緣政治大師、共和黨大佬基辛格請教。特朗普最重要的執政伙伴、副總統彭斯于2013年擔任印第安納州州長，曾任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其他如即將出任司法部長的亞拉巴馬州參議員杰夫·塞申斯，即將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退役將軍邁克爾·弗林，即將出任中情局局長的堪薩斯州議員邁·蓬佩奧，無一不是具有豐富經驗的共和黨大腕兒。
在2016年美國共和黨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中，共有21次提到中國，“沒一句好話”。能指望奉行如此黨綱的執政團隊改變旨在遏制中國崛起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嗎？顯然不能。更何況，“亞太再平衡戰略”本是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共識，即使發生黨爭，也不會以“亞太再平衡戰略”為議題。
另外，美軍是一個高度職業化、專業化的強勢集團。美國總統是名義上的三軍總司令，但很多時候對軍隊的情況只能聽之任之。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就曾慨嘆：“我需要海軍，超過海軍需要我?！辈痪们暗?1月15日，現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高調聲稱，盡管美國政府面臨換屆，但美國會繼續維持對印度洋－亞太地區盟友的“堅定承諾”。美國媒體在引述哈里斯的話稱：如果有必要，美軍會采取軍事行動并贏得戰爭。在美軍方網站的原文報道中，沒有找到“采取軍事行動并贏得戰爭”的說法。但事實本身已經說明，美國軍方的強勢作為恐怕是特朗普必須面對的現實。
“亞太再平衡戰略”是一個已經開啟的進程。中國有句俗話：開弓沒有回頭箭。一位日本政治家說，美國“構筑對華包圍網是已經射出槍膛的子彈”。新軍事變革以來，美軍建設從需求牽引向理論、需求雙重牽引轉變。一般來說，從創新理論、制定政策、武器研發與采購，到形成作戰能力，周期大致是20年。如1981年美軍提出“空地一體戰”理論，受此影響，美將空軍的“目標截獲及制導系統”和陸軍的“遠距離目標截獲系統”合并成“聯合監視與目標攻擊雷達系統”，到這一系統運用于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時間跨度為22年。而一個美國總統即使連任，兩屆任期也只有8年。因此，對于一個已經開啟的軍隊建設進程，美國總統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眼下，為強化“亞太再平衡戰略”，美空軍正在加速發展更強大的遠程打擊能力，即突防型和防區外遠距離情報、監視、偵察與精確打擊能力。美海軍全力擴大“弗吉尼亞”級攻擊型潛艇的遠程打擊能力，海軍以無人作戰飛機大力增加海軍航母編隊實施情報、監視與偵察以及打擊行動的范圍。亞太軍事基地是美國實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依托，為此，美軍正不斷加固在日本、韓國和關島的空軍、海軍基地。
對于任何一屆美國總統而言，削弱美國軍力都是不可承受之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已經從理論、政策變成系統的計劃，美軍各軍種都在如火如荼地參與其中，科研、裝備、訓練和檢驗像流水線一樣正在運轉，特朗普即使能讓它停下來，也得認真考慮后果是什么，更何況他本來就不太可能叫停它。
前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作者布熱津斯基說：“美國在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由一個覆蓋全球的同盟和聯盟所組成的精細體系支撐的?！泵绹摹皝喬倨胶鈶鹇浴本褪且粋€這樣的體系，包括以中國為主要作戰對象，以西太平洋為主要戰場，以空海軍為主要作戰力量的“空海一體戰”戰役作戰體系；以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為南北兩大戰略支點的軍事同盟體系；以西太平洋島鏈為依托的軍事基地體系；以西方價值觀為內核的政治滲透體系；以排斥與壓制中國，確立美國經濟主導權的經濟遏制體系（即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以離間與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友好關系為特色的所謂“前沿部署外交”體系。在特朗普當政期間，可能對“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具體內容進行適當的調整。其中，最有可能調整的是以TPP為代表的經濟遏制體系，不太可能改變的是與軍事有關的“空海一體戰”、軍事同盟和軍事基地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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