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2日15時我國著名導彈和火箭技術專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任新民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寧國市，1945年赴美留學，1949年8月回國。1952年起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教，1956年進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1965年任七機部一分院副院長兼液體火箭發動機研究所所長。1975年6月任七機部副部長。任新民是中國航天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歷任航天工業部科技委主任、航空航天工業部高級顧問、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高級顧問、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和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高級技術顧問。

　　任新民曾領導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的發射，和屠守鍔、黃緯祿、梁守槃并稱 “中國航天四老”。作為運載火箭的技術負責者，他還曾擔任試驗衛星通信、“風云一號”氣象衛星等6項大型航天工程的總設計師，被譽為航天“總總師”。

　　1948年，美國布法羅大學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輕的中國人為講師，他就是任新民。

　　盡管在國外擁有優越的科研條件和生活條件，但任新民一刻也沒有忘記“學有所成、報效祖國”的初衷。新中國成立兩個月后，他破除重重阻礙，如愿歸國。

　　很快，任新民就成為了當時陳賡領導的南京軍區科學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員。穿上了軍裝，他成為了共和國的一群特殊士兵中的一員。1952年，新中國第一個軍事學院——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成立，急需一批專家，任新民隨后奔赴北國。

　　1956年，歸國不久的錢學森開始組建我國導彈的專門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錢學森在東北參觀重工業時，一個沉穩、且與他經歷相似的年輕人讓他感覺一見如故，這個人就是任新民。錢學森邀請任新民一起創建中國的航天事業，任新民欣然答應。

　　從此，任新民開啟了自己與中國航天事業共生、共榮、共奮進的“航天人生”。由于“伯樂之遇”，任新民也與錢學森結下了一生“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

　　摘自《中國航天報》2015年12月9日。

　　1949年新中國成立，但百廢待興。

　　回國后的任新民在南京華東軍區軍事科學研究室任研究員，從事新中國早期的火箭研究、試驗工作，這同他的本專業相去甚遠。也許在那個年代，沒有更多的選擇余地，“黨叫干啥就干啥”，只因為懷著一顆赤子之心，無論從事何職，都盡忠盡責。任新民說過，他的原則就是“踏踏實實做事”。

　　1965年起，已全面鋪開為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研制工作。任新民是研制這一運載火箭的主要負責人，那時候他事必躬親，從總體方案到動力系統、控制系統、火箭結構到安全自毀系統和電纜插頭，他都要審查、落實。四年多的努力，換來的是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騰空——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地將“東方紅一號”送上太空，中國的航天事業拉開了輝煌的序幕。同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晚上，任新民和錢學森等科學家登上天安門城樓，周總理在向毛主席及在場的西哈努克親王介紹他時，稱其“我們放衛星的人”。

　　摘自《光明日報》1999年8月23日第11版，作者劉敬智

　　“您曾說過，我國宇航技術的下一個奮斗目標應該是在外層空間建立中國的太空站，這是不是說，我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太空站的條件？”記者問。

　　“現在還不能這么說，我提的是下一步的奮斗目標。這就象爬樓梯一樣，以前的臺階都走過來了，如果我們不想讓我們的事業中途停頓下來，就應該向發射太空站的目標前進。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基于我國在航天技術方面已經取得的成就，發射太空站已經是不需要花很多錢、用很大力就能辦到的事。”

　　“從您的談話中我感到，您似乎有一種緊迫感。”

　　“是的。原因有三個：其一，宇航技術已成為國際上的熱門技術，正在飛速地向前發展，如果我們不立即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很快就會從世界先進水平的隊伍中跌落下來，而且我們落后的將不僅僅是宇航技術本身，在與建立太空站有關的所有新興科技領域，我們都將是一片空白；其二，二十九年的奮斗，使我們鍛煉出了一支頗有攻堅能力的航天科技隊伍，這些人大都已是四五十歲的人了，如果他們之中的相當數量的人或者無事可干，或者干與航天技術不大相干的工作，那是很令人擔憂的。因為，一個科技隊伍是要靠任務來團結的，沒有任務的時間長了，隊伍就會渙散；其三，新人、年輕人只有在不間斷的任務中才能帶起來。由于十年動亂的干擾，我國現有的航天科技隊伍與接班人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一個‘斷層’，對于斷層以后上來的年輕人，如果不通過完成新的任務把他們帶出來，二十年后就會發現，我們的航天科技隊伍不僅適應不了那個時期的需要，就連現在的水平也難以保持。”

　　摘自《光明日報》1985年11月29日02版，作者劉敬智

　　“任老，現在社會上有些人一提起發展航天事業就有些怕，似乎它是個花錢沒底的大口袋，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聽了記者的問話，任教授笑了笑說：“不言而喻，搞航天事業是要花些錢的，但把航天事業比作花錢的洪水猛獸就不太公平了。其實，搞任何事業都一樣，都得花點本錢。最近，有人作了一個統計：二十九年來，國家對航天事業投資的總和只相當于一個寶鋼的一期工程，而航天事業所取得的社會經濟效益卻是難以估量的。例如，首鋼利用我國衛星提供的照片，在北京十六萬平方公里的地區找到了七個成礦預測區；山西大同電廠利用我國衛星照片發現新建工程恰好位于地層斷裂帶，于是馬上搬遷，避免了幾千萬元投資的損失。又如國土普查，建國以來我國五萬分之一的地圖用飛機測量了三十年還未完成，二十萬分之一地圖也只完成了大部分；林業部門花十五年時間、一千四百萬元投資才用航測調查了全國林區。如果使用衛星技術，只需六十萬元，不到一年時間，就可以將上述任務全部完成。”

　　任新民教授最后告訴記者：“美國和法國曾進行過統計，用在衛星上的投資和產出的直接效益之比約為一比十，二次效益（即間接效益）之比為一比十四。如果我國在發展航天事業中進一步精打細算，那么我們取得的社會經濟效益一定還會更大。”

　　摘自《光明日報》1985年11月29日02版，作者劉敬智

　　任老既是南理工的校友，又是學校的名譽教授，雖然最近幾年常回學校，但每次回來都會感慨學校變化很大。生日壽宴過后，任老和老伴虞霜琴相扶著走在校園里，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學校的兵器館和專業實驗室，記者也就一路跟隨著任老完成了這次采訪。

　　在接受記者采訪前，任老就坦言：“其實我沒什么好寫的，我一輩子只干了這么一件事。”一股敬佩之情在記者心中油然而生：任老把一輩子的時間都獻給了國家，成了我國導彈和航天事業的創始人之一，為人卻如此低調。虞霜琴笑著告訴記者，老伴兒最怕拋頭露面，領導接見的時候，別人往前擠，他卻總往后靠。

　　摘自《光明日報》2005年10月11日01；03版，作者鄭晉鳴

　　文字整理|光明網記者 宋雅娟  制圖|肖春芳

任新民的“五句話”

圖文簡介

作為運載火箭的技術負責者，他還曾擔任試驗衛星通信、“風云一號”氣象衛星等6項大型航天工程的總設計師，被譽為航天“總總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