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2016上海市人體器官捐獻移植論壇上，上海市紅十字會相關人員介紹，該市從2010年開展人體器官捐獻工作以來，截至今年8月10日，器官捐獻數量已達219例，器官捐獻率為5/100萬，是全國平均捐獻率的2.5倍。但與國外一些發達城市相比，上海市仍處于起步階段，正在“加速追趕”中。

最大阻力來源于觀念

論壇上公布的數據顯示，上海市2013年出現第一名器官捐獻者，當年實現5例器官捐獻；2014年實現55例，2015年實現80例，2016年截至8月10日實現81例。自2014年至今，上海戶籍市民在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登記志愿捐獻器官的有421人。

但是，與大量器官移植需求相比，捐獻量缺口依然很大。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的統計數據，我國每年約有30萬名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術僅為1萬余例，眾多患者仍在苦苦等待。

2014年，中國醫院協會人體器官獲取組織聯盟（OPO聯盟）成立，所有器官都須經該機制實現捐獻。目前，上海市有8個OPO，近90名器官捐獻協調員分布于醫院和紅十字會。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OPO秘書長、腎病科副教授張明告訴記者，以該院為例，目前僅等待腎移植的患者就有約300人，患者獲捐的平均等待時間為3年～4年。

為什么器官捐獻難？張明認為，最大阻力來源于觀念。器官捐獻必須得到父母、子女、伴侶等直系親屬的同意，其中只要有一個人不同意，就不能捐獻。“而傳統觀念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即使走到生命盡頭，也要保持身體的完整性。”

“但是，人的觀念總會與時俱進。比如，從土葬到火葬，剛開始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但現在也都認可了。”張明有信心地說。

近期，上海正在熱播一部醫療紀錄片《人間世》，其中《團圓》一集講述了器官捐獻的故事：25歲的焦俞離開人世，但他捐獻的肝臟、心臟、肺、一雙眼角膜和兩個腎，讓6位患者重新開啟了人生。張明發現，在這集《團圓》播出后，他身邊許多醫生和患者，都在關注器官捐獻。

無獨有偶，今年6月15日，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34歲的進修醫生宋巍突發腦干出血，其捐獻的器官給6個人帶去了新生。在此事被報道后的13天內，有39位上海市民登記捐獻。

“如何轉變公眾觀念？我想，最需要的是媒體大力宣傳，向公眾普及器官捐獻的科學認知。同時，全社會都應重視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張明說。

保障監管制度要跟上

事實上，公眾觀念的認知正在悄然發生著改變，對此醫院里的器官捐獻協調員感受最為明顯。

華山醫院從2013年啟動器官捐獻工作以來，目前有10名器官捐獻協調員，腎病科病房護士吉莉是其中之一。“我們的職責，是幫助有器官捐獻意愿的患者和家屬完成心愿，見證器官公平分配并參與捐獻的整個過程。”吉莉說，“這項工作雖是兼職的，但必須擁有強大的內心和堅韌的毅力。”

急診、ICU、神經外科病房等最有可能出現潛在捐獻者的場所，就是吉莉經常跑的地方。她記得第一次正式和家屬談話是在一間小會議室里，她負責談話，另一位同事則負責觀察患者家屬的反應和守住門口，以便遇上家屬情緒激動時，他們能夠及時安全“撤退”。

后來，在談話時，他們會給患者家屬帶些茶水。“雖然微不足道，但我想他們能夠感受到我們的尊重和感激。”吉莉說，“慢慢地，家屬愿意聽完勸捐動員了，愿意收下宣傳資料了，愿意留下聯系電話了。”

令吉莉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來上海只有3天的19歲男孩，他因遭遇車禍，送到醫院時已經腦死亡，父母是普通的打工者。吉莉跟男孩父母談話時很忐忑，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接受器官捐獻的觀念。男孩的父親一邊流淚，一邊提出要出去抽根煙，大約20分鐘后，他說：“我兒子沒了，但能夠救別人。他喜歡上海才來到這里，我想他也愿意永遠留在這里。”最終，這位男孩的肝臟和腎給了3個人新生。

吉莉也發現，其實有一些患者家屬有捐獻的意愿，但苦于對捐獻的事宜、流程等不了解，最終不了了之，十分可惜。對此，張明表示，有意愿進行器官捐獻的上海市民，可通過國家衛生計生委和中國紅十字總會的官方網站進行登記，但登記完成者并不一定就能最終實現器官捐獻，必須經過醫院OPO的專業評估。

“隨著全社會對器官捐獻認知程度的提高，器官捐獻成功數量一定會上升。與此同時，相關制度保障也要跟上。”張明說，“目前，我國還沒有器官捐獻方面的相關法律條例，上海市的人體器官捐獻工作走在全國前列，希望能盡快出臺相關地方條例，加強對器官移植工作的日常監督，進一步完善器官捐獻模式、流程和標準。”

逢年過節，吉莉會向捐獻者家屬打個電話或發個短信表示問候，而他們也都會回復感謝，并且說說近況。“如果死亡注定不可避免，何不讓它成為最后的祝福？這是一項崇高的生命事業，我們相信總有一天，全社會將形成一股理解和支持的強大動力。”吉莉說。（記者 宋瓊芳 李妍斐）

（來源：健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