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科技日報發表了一篇《未來水稻，你在多遠的未來？》的報道，提到了未來利用生物分子技術改變傳統育種方式的時代。您認為，我們如何實現分子育種與傳統育種的緊密結合？”8月22日，在湖南長沙召開的“中國種業硅谷·現代種業高峰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團隊核心育種家鄧啟云，向論壇主講嘉賓、分子育種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萬建民提問。

——傳統育種家與分子育種家，在會上發生了第一次“碰撞”，也“點題”了論壇主要“目的”。

與國際種業巨頭“落差”背后的“隱情”

“我國種業與跨國種業巨頭，如孟山都等相比有較大差距。”萬建民說。他表示，從國際種業競爭關系上看，無論種業企業，還是全產業運營規模“PK”，均類似“小舢板”對抗“航母”。譬如，孟山都年銷售額超670億元人民幣，而據統計，我國全部種業企業全年銷售總額約800億—1000億元人民幣。“一個跨國種業大公司，幾乎等于我國所有種企銷售總額之和。”

研發投入也有較大差距。跨國種企巨頭研發投入占銷售額的比例在10％以上。我國研發投入較高的前十名種業企業，約為6.5％左右。

“這兩方面原因，導致差距不斷加大。”萬建民說。此外還有“隱情”：以生產應用為主的育種家，和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分子生物學家，存在著“隔閡”。

既懂分子生物技術，又了解育種的“全才”太少。生物學家可以改良基因，不等于能培育新品種。萬建民舉例，某海歸分子生物學家，認為通過簡單基因改良，就能培育出市場競爭具壓倒性優勢的品種。但此后20年間，并未培育出成功水稻品種。“必須實現育種家和分子生物學家的有效‘融合’。”

加速種業發展要“言和”也要“中介”

鄧啟云稱，育種既是專業技術，也是一門藝術，有豐富的內涵。育種實踐中，常規育種正逐步使用分子生物前沿技術改良抗性，培育可市場化的水稻品種。不過，“分子技術”只是實現育種的一種手段，落腳點一定要在“育種”上。分子育種應由有經驗、懂市場的常規育種家“掌舵”，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共同推進生物新技術在育種領域的發展。

現實中，我國分子育種的“內傷”，確實有點大。華智水稻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國家千人計劃特聘專家張健介紹，目前，國外種業巨頭已將分子育種技術融入商業化育種全體系中，而我國分子育種與常規育種還停留在“文人相輕”階段，亟須聯袂打造有國際核心競爭力的商業育種體系。

在生物育種信息化方面，我國和國際水準也有很大差別。湖南農業大學水稻栽培專家陳光輝表示，國外種業巨頭將近50年的田間數據納入了數據庫。現已能成功運用大數據虛擬未來育種模型，不僅省田地，還大大縮短了研發時間。“分子育種是發展趨勢，也是育種家追尋的目標。它可幫助育種從多個目標性狀帶有經驗性的選擇，轉變成針對目標性狀進行精準選擇和改良。大大提高了育種效率。原來需要8—10年培育出一個好品種，采用分子育種技術，培育時間能縮短為5—8年。”陳光輝也認同，應該讓生物技術為現代育種做好“服務”。

現存的尷尬，還有體制機制之困。即便我國最強的種業公司，也無法單獨支撐起分子育種和常規育種結合所需的大量研發經費投入與懂技術的高端人才。

我國也在積極解決這種“尷尬”。在農業部種子管理局倡導下，由隆平高科等12家股東單位，出資3億元，組建了華智水稻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為種業、科研院所、政府種子打假管理機構等服務中國民族種業的生物技術研發服務中心。

目前，華智已打造出種質資源創新、品種測試、分子育種、生物信息、種子質量檢測五大研發平臺，建設了種業從田間到實驗室的完整研發創新鏈。公司還自主開發了華智育種管家生物育種信息化管理軟件。公司申報的作物全基因組育種湖南省重點實驗室，也已獲批，將以水稻為重點，未來在玉米、小麥等作物方面，開展全基因組育種研究與利用。

“打個比方，常規育種家就像中醫，用眼睛觀察水稻外部表型，分子育種家則好比西醫，知悉水稻植株背后的基因型，給水稻照‘X光片’。兩者有效結合，育種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比如常規育種回交六代，才能達到99％純合的后代，分子育種只需要三代就可以達到。我們致力于這方面的技術服務。”張健說。（記者 俞慧友 通訊員 曹希雅 張宏）

我國種業的“內傷”何在 傳統育種與分子育種如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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