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沛霖（1913年~2011年），生于天津。1935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1938年3月參加革命,1952年獲得加州理工大學特殊榮譽銜哲學博士學位,195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自1956年以來，羅沛霖為制定電子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和指引推動新技術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持建成我國首座大型電子元件工廠，指導了我國第一部超遠程雷達和第一代系列計算機啟動研制工作，對雷達檢測理論、計算機運算單元以及電機電器等有創造性發現。晚年致力于軟科學研究，屢有新見。

作為國內聲名顯赫的電子學家，羅沛霖是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專業主要創始人。曾任第一、二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六、七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原第四機械工業部科學技術司副司長、電子工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1913年，他出生在天津的書香門第。12歲，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參加業余無線電社，從此與電子結下不解之緣。17歲，他同時考取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因為個人興趣，他選擇了上海交大的電機系。25歲，在民族危亡之際，大學畢業不久的他毅然放棄高薪的職位和優裕的生活，奔赴圣地延安。35歲，帶著黨的囑托，他赴美留學，僅用了2年左右的時間便拿下博士學位。37歲，他學成歸國，滿腔熱情投身新中國建設事業。他放棄進入中國科學院的機會，選擇進入產業界，專注于中國的電子工業與電子科技發展，參與和推動了新中國電子工業的許多重要項目。微電子、計算機、廣播電視、遠程雷達、衛星通信、光纖通信等幾大領域的技術與產業初創，都有他在主持、參與或組織協調。這些產業的發展歷史不能不留下他的醒目名字。80高齡，他又起草了創建中國工程院的建議，多方推動了中國工程院的成立并當選首批工程院院士。2011年，他因病去世，享年98歲，留下文稿170多篇。

他就是被稱作“戰士、博士、院士”的“三士科學家”——羅沛霖。

 

從“懵懵懂懂”到留美博士

 

羅沛霖常說，他青少年求學時候，總是“懵懵懂懂”的。連同校的錢學森也曾對他說：“我曾經聽說過你在大學一年級讀書的故事，看來，你是不屑于用功的學生，如果像我這樣用功，你的分數會和我一樣好。”“不會的。”羅沛霖謙虛地說，“因為我只是個偏才。”

不過羅沛霖學習還是努力的。他常說自己是憑興趣讀書，常常去圖書館將感興趣的領域內幾乎所有的圖書都借來啃讀，而課程的考試也能拿到滿分，但對于不感興趣領域的成績便會差得異乎尋常。

在35歲之前，羅沛霖對自己的學習態度的評價，最常用的還是“懵懵懂懂”這個詞。直到抗戰勝利后某一天，他接到了上級領導的指示：“現在，全國解放指日可待，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技術人才。希望羅沛霖能夠盡快設法赴美留學。如能進工廠實習最好，若進入學校，得一個博士學位回來，也是共產黨的光榮！”

羅沛霖激動地接受了這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

35歲的羅沛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離開校門整整13年了，他將越過碩士學位，直修博士學位，這就意味著，學習的壓力非常大。但是，為了新中國，這些都算不了什么。

那時，他常常是做一夜習題，周末也不休息。每周的學習、研究、工作在七十個小時以上。經常是到深夜，甚至天蒙蒙亮才睡。入學一年以后，作息不規律使羅沛霖得了十二指腸潰瘍，病痛折磨著他，他也毫不氣餒。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學習期間，“我的主課是電工，副課選取了物理和數學，有相當的難度。”

在短短22個月里，羅沛霖越過了碩士學位，直接獲得了帶特別榮譽銜的博士學位。

曾有人問羅沛霖，你們為什么有力量？羅沛霖回答，因為我們有偉大的理想，實踐了對理想的追求。

1950年9月，羅沛霖克服困難從美國回到祖國，為發展我國電子工業，為溝通學術界與產業界，奮斗了幾十年，被譽為新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曾負責我國第一個大型綜合電子元件制造企業創建并參與工廠設計，后為建廠技術總負責人。他主持我國第一部超遠程雷達和國產最早系列化的電子計算機研制的技術工作及組織工作，參加并主持多次國家科技規劃的電子學部分的撰寫。而他卻謙虛地一再強調“只不過做了些開頭的工作。這些工作最后都是別人完成的，僅此而已。”

 

“718”的輝煌

 

華北無線電聯合器材廠，也稱718聯合廠，是新中國“一五”期間建設的我國第一個大型綜合電子原件聯合工廠。它用前蘇聯以二戰戰爭賠款援助，原民主德國專家援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許多關鍵元件生產于這個廠。

回憶起建立這個工廠的初衷，羅沛霖說：“建設這個使中國擁有無線電基礎元器件品種齊全的萬人聯合廠，使中國的無線電工業徹底翻身,是國防的需要，是中央軍委決定、經周恩來總理批示的保密軍工廠。”

1951年7月，羅沛霖正在參加赴民主德國第一屆貿易代表團的工作。赴蘇聯參加蘇聯貿易代表團的同志打電話告訴羅沛霖：“我們帶來的一個訂單，其中有無線電元件廠。但是蘇方說：‘我們沒有力量，我們的元件廠也是東德供應的。’看樣子要轉到民主德國去。”不久，周總理批件傳到東德貿易代表團那里。國內決定羅沛霖留在東德，代表團工作結束后不要回國。

當時，中國的工業技術主要依靠蘇聯，可這次，“老大哥”也沒能幫上忙。

于是，羅沛霖向東德提出了訂貨單，并向東德探討了建廠的可能性，為了掌握知識，羅沛霖參觀了東德五十多家相關單位。

羅沛霖在東德緊鑼密鼓地工作了4個月之后，于1951年11月21日向上級領導遞交了《無線電零件制造設備在民主德國進行委托設計及詢價情況前段的報告》。東德重工業部的部長那格勒被羅沛霖專業高效和務實的態度所感染，常常陪著他一同前去各廠，交代任務，他們曾在兩星期內共接洽了13個廠和兩個實驗室。其中，正式交待委托8個廠和兩個實驗室負責進行，此外，還打算再接洽3個廠。

這樣的工作態度和效率讓事情進展得十分順利，但這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要知道，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從模具、動力到生產、檢驗齊備的大而全的工廠。這樣的工廠不僅在蘇聯沒有，在東德沒有，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這個廠涉及的產品、技術之多，幾乎需要動員全東德無線電工業力量。

終于，在1952年7月，項目進入實行階段。羅沛霖同王諍、王士光等歷經千辛萬苦，將718廠總平面布置圖，包括3000臺移動電臺、30萬架收音機、廠區劃分都確定了下來。

這段日子，雖然辛苦，卻快樂充實。專業和誠懇的態度在任何時候都會受到人們的禮遇，在東德近一年的時間里，無論在生活還是工作上，羅沛霖都受到了熱情的接待。每到一個工廠，廠長和總工都仔細向他解釋技術和工藝情況，分析他的建廠需求。但是，從未有人提出要技術轉讓費。

1952年9月，華北無線電器材廠開始籌建，718廠籌備組在電信工業局內部成立，羅沛霖被任命為正組長，秦亦山為副組長。

當時，《人民日報》稱“718”為“我國第一座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制造無線電元件的綜合性工廠。它將同已經投入生產的北京電子管廠（‘774’廠）一起，基本上改變我國無線電工業依靠外國零件由國內裝配的狀況。這個工廠的產量將基本上滿足目前國內市場的需要，有些產品還可以出口。”

自此之后，“718”聯合廠成了北京的一張名片，是外賓乃至外國元首的主要參觀地。

2004年，經過改制的718大院已經隸屬于七星集團，那時集團想要炸掉德國的包豪斯式廠房，改建高樓大廈。要知道，這是世界上僅存的完整的包豪斯工業建筑群。羅沛霖得知此事，焦急萬分。他聯系到了相關權威人士，讓他們到718參觀德國廠房包豪斯建筑群。得到專家的認可：從藝術角度來看，這建筑群極具價值！

正是通過羅沛霖的奔走，718聯合廠廠房得以保存。與此同時，羅沛霖的舉動，同樣促進了如今798地區藝術事業的發展。

 

倡建中國工程院

 

時間對于充實的人生來說總是流逝地飛快。1982年退休，羅沛霖似乎還未怎么停歇，就跟著時間邁入了90年代，這時，他已經快80歲了。不過，歲月不一定就會將人的熱情消磨，至少對羅沛霖來說，他的熱情從未被消磨。幾近耄耋之年的他，在這段時期里給自己的人生增添了又一得意之筆——倡建中國工程院。

1978年，羅沛霖曾隨中國電子學會代表團訪美。在美國期間，羅沛霖注意到了美國國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的情況。美國國家工程院成立于1964年12月，是美國工程科技界最高水平的學術機構。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是工程界最高榮譽，授予那些在工程領域內從事研究、實踐和教育并作出卓越貢獻的人士。

從美國回來后，綜合各種考慮，羅沛霖首次提出了中國要設置工程院的建議。這個建議得到了師昌緒、張光斗等科學院院士的認同。1981年，在中科院技術科學部的學部大會上，工程院建院的提議正式被提了出來。大會當即要求學部常委中的張光斗、吳仲華、羅沛霖和師昌緒對工程院成立的必要性和初步方案進行討論。經過幾天的研究討論，建立工程院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羅沛霖寫了一個報告上報中央。不過，或許是因為當時條件尚不成熟，這次提案沒能實現。

首次提議未能實現，讓羅沛霖更重視此項工作的意義了。1982年9月17日，師昌緒、羅沛霖、張光斗、吳仲華四人聯名在《光明日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實現四化必須發展工程科學技術》的文章，闡明工程科學技術的重要性。

隨后，為建立中國工程院，羅沛霖又先后撰寫了《技術科學在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的地位》和《科學技術發展與經濟發展中的若干經驗的探討》等文章，闡發了科學與技術的豐富內涵，介紹和總結了美國、日本、西歐和蘇聯的科學技術經驗，指出技術科學在整個科學技術中的重要地位，強調中國要重視現場技術、基本技術和應用科學的發展。

在這種輿論的倡導下，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建立工程院的必要性，在兩會上，倡議建立工程院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些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們的提議和群眾的來函時常會被轉送至中國科學院。其內容不是要求成立中國工程科學院，就是建議擴大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的名額。

1986年，羅沛霖創議并起草了《關于加強對第一線工程技術界的重視的意見》，聯合茅以升、錢三強、徐馳、侯祥麟等80余人，向全國政協提出了議案，再次明確提出建立工程院的建議。

這種執著，反映的正是羅沛霖希望工程院能夠早日成立的迫切心情。他在給錢學森的信中這樣寫道：

應當說，我們對于工程技術工作是十分重視的，但是往往只是作為具體項目對待，或者依從于具體項目的建設任務予以安排。這遠不是以適應工程技術作為整體對于國家建設無可非議的支配地位。除去科研體制的作用以外，上述這一狀況以及由此助長了的在建設第一線上工程技術水平提高不快，也正是我們產品質量低，投產慢和科學研究成果不能充分轉化生產力的重大致因。

為此我們提出迅速成立中國工程院或工程技術院，作為中國科學院的各學部同等性質的國家咨詢性與榮譽機構。

隨著時間的推移，工程院成立的條件已是日趨成熟，水到渠成。于是，在1992年，中國工程院建立的倡議又被提上日程。羅沛霖親自起草了關于成立中國工程院的報告——《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報告經由張光斗、王大衍、師昌緒、張維、侯祥麟聯合署名呈遞給江澤民總書記。

經過了長時間的考慮和反復的思忖，羅沛霖終于下筆寫道：

鑒于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工程技術和技術科學的發展很不夠，產業技術水平還很差，從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出發，貫徹“服從于經濟”、“服務于經濟”的方針，我們建議從速建立中國的工程與技術科學院，以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江澤民總書記閱后于1992年5月11日批給溫家寶同志：“家寶同志：此事已提過不少次，看來要與各方面交換意見研究決策，請酌。”

12日，溫家寶同志接到江澤民總書記批示后在《綜合與摘報》上批示：“宋健、羅干、光召同志，此事可否請中科院牽頭，商有關方面提出意見，請酌。”

在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溫家寶、國務委員宋健、國務委員兼秘書長羅干都作了批示后，建立工程院一事，便正式由中科院接手。周光召院長接受了這一任務，在周光召于1992年7月18日向中央及國務院領導提出了組建“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五條原則性意見時，其具體內容基本上沿襲了羅沛霖之前所執筆的《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

就這樣，從羅沛霖1982年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國工程院的建議開始，歷經了10年，這一建議終于得以通過。

1994年6月3日，中國工程院召開了院士大會，宣布中國工程院正式成立。羅沛霖、王大珩、張光斗、師昌緒、張維、侯祥麟等30位中國科學院院士成為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樣，他們就同時當選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即“兩院院士”。

中國工程院的成立是羅沛霖晚年籌劃的一件大事，是他為之堅持努力了十幾年的愿望，成為了他晚年最為欣慰的一件事情。

（作者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

 

羅沛霖：知無涯 行有則

圖文簡介

自1956年以來，羅沛霖為制定電子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和指引推動新技術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