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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謊是人腦最復雜、最高要求的成就之一。孩子們也必須得學會如何去撒謊，而一些患有某類型額葉受損的人則無法做到這一點。

- 對前額葉皮層的電刺激似乎可以提高欺騙能力，大腦的這一區域可能與人類決定是否說謊息息相關。

- 大多數人都無法識別虛假陳述。現在一些測謊儀在這方面更勝一籌，但遠非完美。研究人員正在嘗試使用大腦成像方法來區分真相和謊言。前額葉皮層活動的增強可能是我們決定是否撒謊的信號，但它并不能告訴我們謊言本身的信息。

一位51歲的患者（我更愿意叫他“匹諾曹先生”）常會遇此窘境：當他試圖說謊時，便會昏倒并抽搐。從本質上來說，他成為了木偶奇遇記中說謊鼻子會變長的“匹諾曹”。

對于這名患者而言，后果是顯而易見的：作為一位歐洲經濟共同體（即歐盟前身）的高級官員，他的談判伙伴可以立即判斷他是否在說謊。他的病癥是一種罕見的癲癇，不僅危險，而且對他的職業不利。

格斯特拉斯堡大學醫院的醫生發現，問題的根源在于患者腦中一個核桃大小的腫瘤。它可能提高了與情緒相關大腦區域的興奮性，當“匹諾曹先生”撒謊時，這種興奮傳遞至杏仁核結構引發癲癇發作。腫瘤切除后，這種情況就停止了，患者才得以恢復工作。1993年描述此案的醫生將這種情況稱為“匹諾曹綜合征”（Pinocchio syndrome）。

匹諾曹先生的困境表明了大腦結構微小變化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同樣重要的是，它說明說謊是人類行為舉止的重要組織部分；如果不說謊，我們將很難應付一些事情。當人們一直在講真話時（帕金森病或大腦額葉的某些損傷破壞人們說謊能力時，會發生這種情況），他們往往被認為是不得體且傷人的。

在日常生活中，僅是出于禮貌，我們也總會說一些善意的謊言，例如：您的自制餡餅很棒（其實很糟糕）；不，奶奶，你什么都沒打擾（實際上她打擾了）。小小的偽裝可能會舒緩人際關系而不致造成持久的傷害。

然而，研究人員對我們生活中的謊言知道多少呢？謊言無處不在嗎？小孩子通常是什么時候開始說謊的？說謊和說實話哪個更費腦筋？大多數人都善于發現謊言嗎？在甄別謊言時，是人類還是機器更擅長呢？探索此類問題的科學家們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包括他們發現對于幼兒而言，撒謊是他們掌握一些重要認知技能的標志。

信口雌黃還是實話實說

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認為謊言是必要的。思想家歷來都反對這種觀點。十誡律（The Ten Commandments，是《圣經》記載的上帝借由以色列的先知頒布的十條規定，被大多數基督徒奉為生活的準則，譯者注）告誡我們毋妄證，要說實話。摩西五經（The Pentateuch，是希伯來圣經最初的五部經典，是猶太教經典中最重要的部分，譯者注）也很明確地表明：“你不能對身邊的人作偽證。”伊斯蘭教和佛教也譴責撒謊。對于18世紀的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而言，謊言是“人性中激進而固有的邪惡”，即使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也應避免。

而現在，許多哲學家對此有了更多微妙的看法。德國哲學家貝蒂娜·斯坦格（Bettina Stangneth）認為，撒謊應該是規則的例外，因為歸根結底，人們在生活的大多數方面都依賴于被告知的真相。她在2017年的著作《解密的謊言》中指出，謊言（是一種某種程度上的自衛手段）能夠讓人們隱藏自己，躲避闖入他們舒適區的人所帶來的傷害。斯坦格說，讓孩子們誤以為世界上所有人都會坦誠相待是不明智的。

并不只是人類會撒謊。在高等哺乳動物中，尤其是靈長類動物中也觀察到了各種欺騙行為。新大腦皮層（大腦最近進化的部分）對該功能至關重要。正如蘇格蘭圣安德魯斯大學的靈長類動物學家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在2004年所表明的那樣，新大腦皮層的體積可以預測各種靈長類動物能夠欺騙的程度。

孩子們得學會撒謊

小朋友們喜歡編故事，但通常在四五歲的時候才會說出第一個有目的的謊言。在他們開啟“騙子職業生涯”之前，孩子們必須首先掌握兩個重要的認知技能。一個是道德推理：即認識和理解社會規則，以及違反規則時會發生什么。例如，如果你承認（犯錯），你就會受到懲罰；但如果你撒謊，你就會逃脫懲罰。

另一個則是心智理論：即想象別人在想什么的能力。我需要意識到，如果我的媽媽看到我在狼吞虎咽的話就不會相信是狗咬住了最后一個漢堡。作為心智發展的一步，孩子們還需要意識到他們才知道而父母不了解的實情，反之亦然。而這些通常是在三四歲時習得的。

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學家貝拉·德保羅（Bella M. DePaulo）表示，人們平均每天編大約兩個故事。他在2003年進行了一項需要參與者填寫“謊言日記”的研究，但這種行為需要花費時間才能變得熟練。2015年一項超過1000名參與者的研究調查了荷蘭6至77歲志愿者撒謊的情況。分析表明，兒童最初很難明確地陳述可信的謊言，但是撒謊的熟練程度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提高。18至29歲的年輕人撒謊能力最強，大約在45歲之后，人們開始逐漸失去這種能力。

在整個生命周期中，還可以看到類似的倒U形曲線，這種現象被稱為反應抑制——一種抑制人對某種初始反應的能力。這就是當我們最好保持沉默時，選擇不對老板發火的原因。這種模式表明，該調節過程就像欺騙一樣，是由新皮層控制的，后者可能是成功說謊的先決條件。

（academic.oup.com/cercor/article/20/1/205/417824）

當前對“欺騙相關心理過程”的看法認為，與說謊相比，人們更容易說真話，并且說謊需要更多的認知來源。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事實，然后我們必須創造出一個合理且一致的場景，且該場景不能與可觀察到的事實相矛盾。同時，我們必須壓制真相以防走漏消息——也就是說，我們得瞞天過海。

此外，我們還得能夠準確評估聽眾的反應，以便在必要時能夠熟練地根據原始故事情節進行改編。還有在道德層面，我們必須給自己違背社會規范的行為找到合理的動機。所有的這些決定和自我管理意味著說謊是由前額葉皮層管理的，前額葉皮層是大腦中負責執行控制的區域，包括了計劃、調節情緒和行為等過程。

天庭之下

大腦成像的研究也表明了說謊比吐露真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且其思維過程需要涉及前額葉皮層。2001年在一項前沿研究中，已故的神經科學家肖恩·斯賓賽（Sean Spence）在英國的謝菲爾德大學通過相對簡單的實驗裝置驗證了上述想法。

當受試者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腦掃描儀中時，他們通過點擊屏幕上“是”或“否”的按鈕來回答日常生活的問題。根據題目的顏色，他們會如實回答或撒謊。（研究人員通過事先采訪已經知道了真實答案）結果表明與誠實作答相比，受試者需要花費更多時間來編造虛假的答案。此外，在說謊時，前額葉皮層的某些部分更加活躍（即產生了更豐富的血供）。綜合上述發現，表明說謊時大腦的某些執行部分需要進行更多的處理。

一些后續研究也證實了前額葉皮層在撒謊中起到的作用。然而當我們撒謊時，僅僅指向某些腦區是活躍的，并不能揭示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此外，在早期的研究中，所設定的情景也很難真實模擬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實際情況。研究對象在面對早餐吃了啥這樣的瑣碎小事上，可能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誠實。

為了解決這一最終難題，2009年，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喬舒亞·格林（Joshua Greene）進行了一項巧妙的實驗，其中的受試者在利益誘惑下會有不誠實的舉動。當受試者躺在fMRI掃描儀內時，他們被要求預測出電腦產生的拋硬幣結果（受試者的招募通知表明該項研究是為了測試他們具有預言的超自然能力，即使是神經科學家有時也得為了更高的科學目標而采取“誤導”的手段）。

（www.pnas.org/content/106/30/12506）

志愿者輸入答案后，如果與電腦實際結果相一致，他們將獲得多達7美元的獎勵，但是錯誤的答案也會讓他們產生經濟損失。所以在測試中途，一些志愿者不得不坦誠他們并沒有預測能力。而在另外一些測試中，志愿者在電腦完成拋硬幣的操作（并知道了答案之后）才會向工作人員告知他們的預測是否正確。即使他們對自己的“預測能力”撒了謊，他們依然能夠得到報償，不過也不是所有的受試者都根據后一情況進行牟利。

因此，格林能夠通過觀察預測準確率來判斷受試者的誠實程度：誠實的受試者大約有一半的時間能夠正確地進行預測，然而撒謊者則會聲稱他們的準確率令人難以置信地超過了75%。試驗結束后，也有部分撒謊者囿于內心道德譴責，承認了他們進行了欺騙。

格林暗自思襯，該如何來區分受試者的誠實與否呢？fMRI的數據分析表明，當誠實的受試者作答時，他們前額葉皮層中，與自我控制相關的特定腦區活動程度并未明顯增強。相反，撒謊者作答時，該區域血流量顯著增加。對于反應時間的分析也與上述結果相一致，即使有作弊的機會，誠實者在作答時依然毫不猶豫，顯然他們從未想過要撒謊。與之對比，撒謊者則需要更長的作答時間。

相當有意思的是，不論撒謊者是在扯謊還是偶爾說出一些實話來掩蓋謊言，前額葉皮層控制區域的活動都會增強。格林認為不論撒謊者做出什么決定，上述區域的活動強度都反映了他們決定是否撒謊的過程。

除了通過測定特定腦區的活動程度來判斷撒謊與否，德國圖賓根大學的心理學家艾哈邁德·卡里姆（Ahmed Karim）和同事們通過名為經顱直流電刺激的方法在外部影響大腦活動。這一方法安全無痛，它將兩個電極與頭皮相連并定位，這樣微弱的電流就會刺激特定的大腦區域。

（www.ncbi.nlm.nih.gov/pubmed/19443622）

為了讓試驗盡可能地模擬真實情況，實驗團隊發明了一種角色扮演的游戲。受試者們將假扮小偷，躡手躡腳地進入一個沒有監控的房間后從夾克口袋的錢包里偷走一張20歐元的鈔票。他們被告知部分參與者是無辜的。而偷竊后，受試者將接受審訊。如果他們的辯詞沒有前后矛盾且能夠通過審問，就可以將這張鈔票據為己有。

在審訊過程中，他們還被要求盡可能真實地回答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比如說明夾克的顏色）因為即使是無罪的人也會像小偷一樣記得上述細節，但是后者會在關鍵問題上撒謊（比如錢包的顏色）。在詢問前，每個人的頭上都安裝了電極，但是僅對一半的受試者（即實驗組）施加電脈沖刺激，而另一半人則會作為對照組。

大腦刺激助力騙術增強

在卡里姆的研究中，電極被用于降低前額葉皮層前端的興奮程度，早期研究表明該區域與道德和倫理決策息息相關。當該區域被抑制時，撒謊能力顯著增強。試驗組與對照組的受試人員撒謊頻次相仿，但是前者會更善于撒謊：試驗組的受試者傾向于將事實與謊言糅雜，更難被人發現，同時他們的反應也更加迅捷。

研究人員排除了大腦刺激能夠顯著提升受試者認知能力的可能性。同時在一項更復雜的注意力測試中，兩組受試者的表現并無二致。顯然卡里姆的團隊顯著地提高了受試者的撒謊能力。

對于上述結果一個可能的解讀就是，電流能夠短暫中斷前額葉皮層前端的功能，讓受試者減少考慮該行為在道德層面帶來的后果，從而更能集中精力來編造謊言。兩項其他組進行的后續研究也表明盡管借助不同的實驗裝置且靶向不同的腦區，直流電依然能夠影響撒謊水平。

但是，上述所有研究中都是在實驗室條件下對受試者的撒謊情況進行評估。在實驗室外，用電流刺激特定腦區是否也會起作用依然是個未知數。況且能檢測上述假說的儀器也沒有被發明出來。

謊言檢測的挑戰

在另一方面，測謊儀，這一用于檢測人們是否吐露真言的儀器也已經投入使用數十年之久。這一儀器十分必要，因為人類不能很好地識別謊言。

測謊儀則更善于測量與說謊有關的多種生物體征（比如皮膚的電導率和脈搏）。奧地利格拉茨大學的格式塔心理學家（譯者注：格式塔心理學又稱完形心理學，強調經驗和行為的整體性，主張以整體的動力結構觀來研究心理現象）維托里奧·貝努西（Vittorio Benussi）在20世紀10年代初期提出了一款基于呼吸作用進行測謊的原型機，后續的測謊儀都是在此基礎上改進并發揚光大。

即使如此，測謊儀的實用價值依然有待商榷。1954年，西德聯邦法院禁止在刑事審判中使用測謊儀，理由是這種“對被告靈魂的洞察”（一份1957年的裁決文件稱）會損害被告做出決定和采取行動的自由。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種推理似乎有點夸張;即使是最新的測謊儀也沒有這種能力。然而最近更多的批評都認為該儀器不夠可靠。

其他國家的法庭則確實接受了測謊儀的測試結果作為當庭證據。在著名的喬治·齊默爾曼（George Zimmerman）一案中，作為社區看護志愿者的齊默爾曼在2012年射殺了一位名為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的黑人少年，前者聲稱他是出于自衛，才進行的反抗。隨后齊默爾曼的無罪釋放引發了美國關于種族歧視的大辯論。警方的審訊涉及了一種特殊的測謊儀測試，其中包括了所謂的計算機聲音壓力分析。這一證據后來作為當庭證據來證明被告的無辜，雖然也招致了科學界對于測定方法的猛烈批評。

測謊儀的確能夠提高對于撒謊行為的檢測率，但是它們也經常犯錯。一種名為犯罪知識檢測的問詢手段與測謊儀聯用時效果較好。嫌疑人被要求做一些多選題，其中的答案只有真正的兇手才能知道。（這一方法非常類似于前述扒手角色扮演的研究）其背后原理在于當被問及可能會暴露其罪行的細節時（“錢包是不是紅色的？”），罪犯會表現出明顯的生理興奮，體現在皮膚電導率增加以及反應時間的延遲。這一方法的準確率可以高達95%，并且無辜者幾乎不會被誣陷。雖然該技術是目前為止最精確的技術，卻依然不夠完美。

近年來進行的一些實驗希望探究諸如fMRI之類的影像手段能否用于有效地檢測謊言。所進行的測試主要著眼于前額皮層在進行真實與虛假陳述時不同的激活模式。在美國，已經有多家公司致力于推廣fMRI在測謊領域的應用。其中一家吹噓自己的機器在保險公司、政府機構等多個領域能夠大顯身手。他們甚至聲稱能夠提供關于“降低約會風險”、“人際關系的信任問題”以及“性、權力以及金錢等潛在話題”等方面的信息。

但是fMRI法依然有缺點。一方面，對于說謊與吐露真言的反應，群體的平均結果差異顯著，但不能說明這種差異會體現在個體上。此外，研究人員還沒能找到我們說真話時被激活更強烈的大腦區域。因此，一個人的誠實只能通過沒有說謊的跡象間接地表現出來。另一個問題則源于格林的發現，前額葉皮層部分血流灌注的增加可能表明一個人正在決定是否撒謊，而不一定在撒謊。這種模糊性會使fMRI的解讀變得困難。

到目前為止，法院已經拒絕將fMRI測謊儀作為證據。這種方法的有效性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證明。目前還沒有一種機器可以讀取人的思想，并在說謊時窺探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