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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經常作為一種改變思想的體驗、一種對宇宙的全新感知模式出現，有時它過于激進，甚至變得危險。因此，哲學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精神活性物質——然而，精神活性物質在哲學中的地位并不明顯。

在這篇大致按照時間順序的概述中，我們將闡明那些使用迷幻藥劑的著名西方哲學家的歷史，以及藥物的使用可能對他們的思想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即，迷幻劑如何影響了哲學。

柏拉圖（約前427—前347）

我們從一個激進的猜想開始：西方哲學是由服用迷幻劑誘發產生的：柏拉圖的哲學思想受了攝入迷幻劑的啟發，而西方哲學受了柏拉圖的啟發。英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因這句話而聞名于世：

柏拉圖之所以聲名遠揚，主要也許是因為他對靈魂和理型的永恒王國（存在于空間和時間之外的“概念”）的存在作了論證。這兩種超驗的觀念首先出現在他的《斐多篇》（Phaedo）中，它也被稱為《論靈魂》（On the Soul）。有這樣一段導語：

稍后我們將會遇到酒神狄俄尼索斯。但眼下，我們注意到，柏拉圖渴望躋身神秘宗教的哲學家之列。神秘宗教儀式是在古希臘定期舉行的活動，其中最正式、最為人所知的是柏拉圖曾參加過的厄琉息斯秘儀（Eleusinian Mysteries），它在距離雅典12英里左右的厄琉息斯舉行。

在得墨忒耳神廟，參與者喝下一種藥水——卡吉尼亞（kykeon）——里面含有大麥、薄荷和水。普遍認為，卡吉尼亞也含有某種致幻成分。該成分具體是什么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但一般公認它確實是致幻的。

麥角酸二乙酰胺（LSD）的創造者艾伯特·霍夫曼博士（Dr Albert Hofmann）認為，這種化合物來源于大麥寄生菌麥角，LSD也是由麥角合成而來。霍夫曼寫道：

在黑暗的廟宇里，參與者需要高呼：“我已然齋戒，我已然飲下卡吉尼亞。”此后發生的事情，正如秘儀之名所暗示的那樣，十分神秘——但在《斐德羅篇》（Phaedrus）中，柏拉圖這樣描述：

因此，有理由相信迷幻劑啟發了西方盛行的身心二元論，不僅在哲學領域，而且在宗教領域也是如此：柏拉圖對基督教的影響是巨大的——尼采甚至聲稱“基督教就是對民眾而言的‘柏拉圖主義’”。不管柏拉圖的論點是否正確，他的思想啟發、啟蒙了我們的文化。穿過一個黑暗的洞穴，柏拉圖看到了光明；這束哲學、科學和理性的陽光從迷幻劑的使用體驗中射出。

然而，隨著軍事性基督教的興起，烏云最終遮住了太陽的光芒。公元392年，基督教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頒布法令，關閉了厄琉息斯的神廟。自此，黑暗的中世紀拉開序幕，異教或者說世俗思想的光芒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和啟蒙運動時期才重新亮起。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在他1784年的反基督教散文《什么是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中對后者大加贊頌。

雖然康德曾寫過一本關于科學家、神秘主義者伊曼紐·斯威登堡（Im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的書，但我們認為康德本人并沒有過任何神秘體驗。然而，他的一個追隨者有過。

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

托馬斯·德·昆西是英國最早對康德進行評論的人之一，他發表了許多關于康德先驗唯心主義哲學的文章。然而，德·昆西最著名的是他在1821年出版的《一個英國吸鴉片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在書中，他描述了罌粟衍生物帶來的致幻體驗，它們最初用于緩解他的病痛：

德·昆西表達了他對三位哲學家的熱愛：柏拉圖、康德和謝林（Schelling）。康德認為在我們的經驗之外存在著一種現實本體（noumena），因此對于我們這些凡人而言是不可及的。謝林雖然是康德主義者，但他認為實際上，對本體的感知在某種意義上是可能的——這種感知被稱為智性直觀（intellectual intuition）。人們至今仍不知曉德·昆西是否接受這種浪漫主義的可能性。

鴉片能否讓我們短暫地窺見本體，抑或者這只是妄想？盡管吸食鴉片從來沒有讓德·昆西走到放言自己能夠接觸到一切現實的程度，但確實使他公開宣稱，他得以接觸到自己的一切過往。他寫道：

對于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來說，記憶的不可磨滅性后來成為一個先進的理論問題，他的哲學對于著名的“腦航員”（譯者注：psychonaut，指通過用藥物、冥想、自我催眠等方法來探索自己心靈的人）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影響甚深，這點我們將在稍后看到。

漢弗里·戴維（Humphry Davy, 1778—1829）

與德·昆西同時代的是彭贊斯（Penzance）出身的發明家和“化學哲學家”漢弗里·戴維。他是詩人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的朋友，也是康德主義者謝林及其先驗唯心主義的信徒。這種唯心主義——認為“物質”實際上只是心靈的一種投射的理念主義——似乎也是通過大量吸入一氧化二氮（笑氣）而降臨到戴維頭腦中的。在戴維關于精神活性物質實驗的書中，他寫道：

盡管戴維可能被視為一個專注于實用性的人——他因發明礦工安全燈而聞名，事實上，這種燈被稱為“戴維燈”——一氧化二氮遺留給他的明顯的非物質主義、唯心主義的經歷似乎影響了他的整體世界觀。在戴維的最后一本書《旅中慰藉，或哲學家的最后時光》（Consolations in Travel or The Last Days of a Philosopher）中，他反對盛行于那個時代和當時科學界的唯物主義，這樣寫道：

亞瑟·叔本華（1788—1860）

另一位著名的康德追隨者是德國的無神論唯心主義者亞瑟·叔本華。這個頭銜本身就表明，無神論者不一定是唯物主義者，盡管這兩者有著共通之處。盡管并無證據表明叔本華曾為了獲得智性層面的愉悅感和洞察力而吸服笑氣，但他確實為了此種創造性目的而提倡使用其他麻醉品：

按叔本華的看法，不管致幻物質是否能在經驗上提供洞見，至少它們能為智力和創造力提供動力。叔本華確實認為神秘主義意識在理性哲學意識的終點處生發——他認為前者是對知識的補充，而不是阻礙。此外，他的美學理論和他對柏拉圖理型論的重構也可以用于詮釋迷幻劑的使用體驗。遺憾的是，這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沒有就他所服用的藥物的作用寫更多的文章。也許這是因為他沒有大量吸食這種化學制品。然而，這位可以說是他的繼任者的人物確實服用了大量的藥物：反基督教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尼采在年僅24歲時就成為了巴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Basel）的語文學教授。在叔本華哲學的框架下，尼采在《狄奧尼索斯的世界觀》（The Dionysian Worldview）一文中，以這段話開啟了他的哲學生涯：

“人能夠在兩種狀態下產生存在之狂喜的感覺，即夢境和酒醉。”

在哲學生涯的最后，他提到自己在“靈感”降臨時會聽見雷鳴般的神圣聲音，并聲稱自己是“哲學家狄奧尼索斯的信徒”——狄奧尼索斯是酒神、森林之神。在這兩段陳述之間，尼采服用過各種各樣的毒品，這些毒品可能對他那動搖文化、宣告上帝之死哲學有所影響：“我不是人，我是炸藥。”

由于慢性偏頭痛、惡心和抽搐，尼采經常服用鴉片。這本身就影響了他的思維，從他寫給密友的信中可以看出這一點：

尼采甚至在他的著作《快樂的科學》中用了兩首詩來描寫鴉片這一罌粟提取物。尼采后來也開始大量服用氯醛，氯醛表面上是鎮靜劑。他臭名昭著的妹妹伊麗莎白·福斯特-尼采（Elisabeth F?rster-Nietzsche）定期照顧他，她寫道：

已故神經病理學家奧利佛·薩克斯（Oliver Sacks）也曾大劑量服用氯醛。在他的著作《幻覺》（Hallucinations）中，他對某次服用氯醛后產生的幻覺體驗這樣描述：

順帶一提，奧利弗·薩克斯還寫到了某次服用安坦（Artane，苯海索）的體驗，與此篇文章的主題有所關聯：

羅素有次曾寫下這樣的話反對尼采：“我認為駁斥尼采哲學的最終論據，就和駁斥任何令人不適但內在自洽的倫理一樣，不在于訴諸事實，而在于訴諸情感。”

尼采的倫理哲學，或者說他那缺少倫理的哲學，也許可以由他后來所著杰作的標題《超越善與惡》來概括。尼采的理想是一個即將到來的，由超人（übermensch）主宰的酒神時代，他用它取代了由基督教上帝和祂的道德體系主宰的時代。超人究竟是什么——對這一問題的爭論不斷。第一個用英語系統介紹尼采的作者阿爾弗雷德·奧雷吉（A. R. Orage）如是寫道：

而尼采確實體驗過新的意識模式。1884年8月，當尼采將水合氯醛與溴化鉀混合時，他的朋友蕾薩·馮·薛赫芙（Resa von Schirnhofer）正計劃去瑞士的錫爾斯瑪麗亞（Sils-Maria）拜訪他。在尼采因病臥床一天半之后，馮·薛赫芙主動上門探望，被領進了餐廳——然后：

這是我們能從尼采那里獲得的，最接近典型迷幻體驗報告的文字。馮·薛赫芙還告訴我們，尼采作為一個醫生，可以從藥劑師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任何藥物。馮·薛赫芙提到，尼采總是驚訝于他們從來沒有問過他是否是一名醫生。一位語文學博士是不可能拿到他所深陷其中的那些豐富藥物的。尼采的妹妹和母親聲稱，正是這種對藥物的濫用（后來他還服用了一種“爪哇麻醉劑”），導致尼采陷入瘋狂，并最終在十年后逝世。

在我的《實體論》（Noumenautics）一書中，我提出，尼采在自傳中提到的那種罕見的“靈感”的形式，最好理解為我們今天所說的幻聽，而他的幻聽是由化學手段造成的。正如蘇格拉底聽見了他的神靈（daemon）一樣，尼采也聽到了酒神的聲音，最終他自己成為了酒神，以神之名作為自己的簽名。尼采所服用的藥物可能使他成為了回歸此世以取代基督的上帝。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

尼采很少公開自己的藥物使用情況，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同時代的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詹姆斯是一位深刻而細致的思想家，他對于使用迷幻劑對心靈哲學和形而上學的潛在作用直言不諱。在他的著作《宗教經驗之種種》（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他寫道：

本杰明·保羅·布拉德（Benjamin Paul Blood, 1832—1919）是一位鮮有人知的哲學家，也吸服笑氣，正是在他的著作的催化下，詹姆斯得出了這一由化學物質啟發的洞見。看起來，這一洞見使他接受了與古斯塔夫·費希納（Gustav Fechner, 1801—1887）的泛心論和泛神論有關的其他意識形式。在黑格爾和柏格森（Bergson）的幫助下，詹姆斯在他后來的著作《多元的宇宙》（A Pluralistic Universe, 1909）中力推這一形而上學的立場。例如，詹姆斯寫道：

迷幻劑不僅幫助啟發詹姆斯，令他建立了一套超自然宇宙學，也令他聲稱自己理解了德國辯證唯心主義者黑格爾（1770—1831）的宇宙學：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

1910年3月31日，亨利·柏格森寫信給威廉·詹姆斯：

雖然柏格森自己并沒有沿著這條在他看來最有價值的道路向哲學進發，但他也被寫進了迷幻哲學的歷史中，因為他的形而上學經由英國哲學家查理·布羅德（C. D. Broad, 1887—1971）的傳播，被阿道司·赫胥黎公開引用在了《知覺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一書中——這可能是最著名的探討迷幻體驗的著作：

柏格森的這種所謂“減壓閥”理論作為對迷幻狀態的心理物理學解釋，在迷幻劑使用人群中一直非常有影響力。這種觀點認為，與流行看法相反，大腦并不產生意識，而是根據實際目的過濾意識。我曾在其他文章中對如何用柏格森的理論解釋迷幻體驗的多樣性提供了細致的闡述。

最近，帝國理工學院對服用迷幻劑的人員進行了腦成像研究，柏格森的理論被再次提及。這項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是由阿曼達·菲爾丁（Amanda Feilding）領導的貝克利基金會（The Beckley Foundation）贊助的。研究結果于2016年4月發表在《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期刊上，菲爾丁伯爵夫人在文中指出：

（beckley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4/AF_Coming-of-Age-of-LSD_Royal-Society.pdf）

這項研究的首席神經科學家，大衛·納特（David Nutt）教授，對早些時候一項關于裸蓋菇素（迷幻蘑菇中含有的一種精神活性物質）的研究給出了同樣的看法，他是這么說的：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7-13282-7）

雖然這項研究對柏格森的信徒而言似乎前景可觀，但是我們應該保持謹慎，因為神經影像學的研究仍處于新興且稀缺的階段，而且對于我們所命名為心靈和物質的二者之間如何聯系這一問題，仍然亟待解決，至今無人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心靈哲學家們應該注意到，要想獲得這樣的答案，可能正需要進行這樣的研究——納特教授也聲稱：

“如果你想要了解意識，你必須研究精神活性物質。”

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在閱讀詩人波德萊爾1860年寫作的《人造天堂》（Artificial Paradises）后，瓦爾特·本雅明被引誘著用起了哈希什（hashish）和其他精神活性化學物質，而這本書本身就受到了托馬斯·德·昆西的作品啟發。本雅明的《論Hash》（On Hashish）是一冊于其死后發表的作品集，內容不僅與哈希什有關，還論及了鴉片、氧可酮（eucodal）和墨司卡林。

本雅明和他的朋友，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攜手進行了這些精神活性實驗。布洛赫在他的主要著作《希望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Hope）中贊揚了這種藥物增強想象力的能力，而想象力對人類進步至關重要。

本雅明所寫的有關迷幻劑使用體驗的文字并不成體系，不過其中有許多非凡超群的片段：

塞巴斯蒂安·馬林科洛（Sebastian Marincolo）認為，這些體驗對本雅明具有內在價值，除此之外，它們還具有工具性價值，因其啟發本雅明產出了那些令他聞名遐邇的成果，特別是他所提出的功能性移置（functional displacement）的概念——更確切地說，是光暈（aura）這個概念：一個客體所處的、賦予客體功能的時空文化環境。本雅明的一份迷幻體驗報告寫道：

馬林科洛接著講述了本雅明所注意到的這種功能變化（從一件供閱讀的物品變為軀體的一部分）如何對他的代表作《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產生了影響：

身為第三帝國統治下的德國猶太人，本雅明自己的歷史文化背景注定了他命運多舛。盡管尼采痛斥反猶太主義，但他的妹妹伊麗莎白·福斯特-尼采卻持鼓勵態度，嫁給了一名反猶太主義的領袖，并與希特勒成為了朋友。這種偏見似乎極度地激怒了本雅明，以至于在他1934年的一次墨司卡林體驗中反映了出來：

1940年，本雅明在試圖逃離納粹政權時去世，死因很可能是嗎啡過量自殺。與此同時，在法國，另一位哲學家——本雅明對他只有滿腔怒火——正在巴黎以知識分子和德軍上尉的身份閑逛、社交：他就是恩斯特·榮格爾（Ernst Jünger）。

恩斯特·榮格爾（1895—1998）

榮格爾之所以進入公眾視野，是因為他出版了記述一戰服役經歷的回憶錄文集，一般認為，這些回憶錄是對暴力的頌揚。如前文所述，他因表現勇武、能力超群受勛，后來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榮格爾兩次拒絕了納粹帝國議會的席位，并且他與施陶芬貝格（Stauffenberg）用炸彈刺殺希特勒的計劃有一定的聯系——榮格爾或許認為這位獨裁者有些過分左傾了。

參加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哲學家海德格爾稱榮格爾是“尼采真正的繼承人”。毫無疑問，他確實繼承了尼采對藥物的追求。1970年，榮格爾出版了《近似者：藥物與迷醉》（Ann?herungen: Drogen und Rausch）一書，他在書中創造了腦航員一詞：迷幻劑世界的宇航員，精神宇宙的探索者。這部作品雖然有瑞典語譯本，但仍未以英文出版。

艾伯特·霍夫曼是榮格爾的朋友，他在著作《LSD：我那惹是生非的孩子》（LSD: My Problem Child）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寫榮格爾。榮格爾與海德格爾和霍夫曼之間都保持著信件來往。在其中一封寫給化學家霍夫曼的信中，榮格爾談到了迷幻體驗的價值之一：

在十多年后寫給霍夫曼的另一封信中，榮格爾寫道：

霍夫曼和榮格爾曾多次一起服用LSD和裸蓋菇素。看起來，這種體驗對于榮格爾來說有著更深刻、真實的一面，它觸及了精神的、形而上的、末世論的事物。霍夫曼講述了這樣一次經歷：

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

有趣的是，迷幻體驗并不一定使人確立左翼、自由主義或新紀元主義的世界觀。榮格爾是這一理論的反例。另一位尼采的追隨者，同為腦航員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奧克塔維奧·帕斯，也與這種世界觀保持了距離；他在服用迷幻劑后產生了一種更虛無主義的宇宙觀：

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赫伯特·馬爾庫塞同樣認為迷幻體驗可以顛覆我們的價值觀。然而，馬爾庫塞回歸了左翼陣營，他在《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 1969）中指出，這種顛覆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引向對道德的拒絕，而是因為它引向對資本主義的拒絕：

馬爾庫塞繼續指出，如果迷幻劑帶來的“人造天堂”會消除沖破資本主義框架的革命所必需的沖動和理智，那么這種通過迷幻劑進行的知覺重置就是有害的。

讓-保羅·薩特（1905—1980）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羅·薩特之所以走上哲學之路，是受到了柏格森作品的啟發。1935年，薩特決定注射一針墨司卡林，以更好地理解意識，希望從中獲得靈感。這段經歷為他的著作《論想象：心理學批判》（Imagination: A Psychological Critique, 1936）提供了素材，還讓他寫出了以迷幻意象為特點的小說《惡心》（Nausea, 1938），該書使他聲名遠揚。然而，對薩特來說，這次注射墨司卡林的經歷是有代價的，一份恐怖的代價：

這一妄想癥在薩特體驗墨司卡林之后持續了數周，瑞典腦航員帕特里克·倫德伯格（Patrick Lundborg, 1967—2014）是這樣描述的：

米歇爾·福柯（1926—1984）

另一位致力于尼采權力觀的法國自由思想家是米歇爾·福柯。他從迷幻劑中獲得靈感，但很少寫到它們。一個例外是福柯1970年的文章《哲學劇場》（”Theatrum Philosophicum”），其中在談論德勒茲的《意義的邏輯》（The Logic of Sense）時提及了LSD和鴉片。福柯寫道：

在福柯因艾滋病逝世的兩年前，他表達了對寫作以下內容的興趣：

不幸的是，這項研究從未開始。與此同時，他的友人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和菲力克斯·迦塔利（Félix Guattari, 1930—1992）雖然也參與對迷幻劑的討論，經常提及詩人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 1899—1984）對墨司卡林的使用，但他們對于迷幻劑的價值抱持著些許輕蔑的態度，例如，從他們的著作《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us）中可以看出這點。這種悲觀情緒與發明迷幻劑（psychedelic）一詞的精神病學家漢弗萊·奧斯蒙德（Humphrey Osmond, 1917—2004）所設想的樂觀的墨司卡林項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外察項目（Outsight）

外察項目是迷幻文化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不過它從未成真。這個項目是由漢弗萊·奧斯蒙德、神經哲學家約翰·斯邁西斯（John Smythies）和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20世紀50年代策劃的。正如奧斯蒙德所概述的那樣，項目的目的是收集“50到100個哲學、文學和科學界的著名學者服用墨司卡林后，對其體驗的個人反思”。這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包括布洛德、艾耶爾（A. J. Ayer）、普賴斯（H. H. Price）、杜卡斯（J. C. Ducasse）、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卡爾·榮格、愛因斯坦和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這些大人物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但遺憾的是，外察項目的資金從未獲得批準——組織者將所遭到的拒絕部分歸咎于當時保守的還原主義。

很不幸的是，第一波迷幻文化浪潮興起的同時，心靈哲學正處于最簡化的階段。也就是說，當時西方知識分子在語言哲學和心理學理論的刺激下，青睞這樣一種觀點，它把心靈簡化為僅僅是語言錯亂、語言功能、實在的行為或實體的身份。如果我們今天重新提出外察項目，用我們不那么簡化、多樣的理論來解釋思維—物質關系——叔本華稱之為“世界結”（world-knot）——那么也許更有可能會拿到資金。

末世論（Eschaton）

迷幻體驗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不同的哲學家。它那多面、反常、陌生、令人敬畏，有時甚至是可怕的本性并不容易分析。事實上，它往往突破了可以用以進行分析的現象學標準。但也因此，這種新奇的現象可以被看作是現象學工具箱的擴展，而不僅僅是一種需要用哲學的漠視來對待的神秘異常現象。正如懷特海強調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