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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以前，在大家眼中，癌癥是治不了的絕癥，“談癌色變”。現在，隨著醫療技術進步，癌癥已經不是完全不可對付的敵人了。然而對于一些欠發達的地區，還有很多人無法很好地享受到這些醫療技術的福利。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研究員，WHO全球消除宮頸癌專家組成員喬友林和我們分享《如何用醫學與人工智能技術，讓宮頸癌成為第一個被消除的癌癥？》。
喬友林演講視頻：
以下為喬友林演講實錄：
大家好，我叫喬友林，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研究員，我從事預防醫學跟癌癥的防控研究已經有40年了。
我的祖籍是太行山區的山西省上黨地區沁縣。當年八路軍東渡黃河抗戰的時候，朱德總司令就在我們家鄉一帶活動，另外解放戰爭時期打響的第一槍，上黨戰役就在我們那里，老區的人民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我父親是抗大第五期分校的學員，隨著解放軍解放大西南來到了成都，我也就出生在成都。有這樣的家庭背景，我從小就想做一個英雄。怎么才能做英雄呢？當兵，打仗。和平時期也沒什么仗可打，但是我就是想當兵。
在哪兒當兵呢？我父親有個信念，他說 我們從太行山已經到了四川了，走得已經夠南了，得回北方老家去 。我說，那好，我到北方去，到內蒙邊疆去。
為什么想到內蒙去？
我以前中學的時候，偷偷地看米哈伊爾·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那時候還是禁書——一共四卷，好長，晚上才有時間看，講的是一個哥薩克騎兵勇敢打仗的故事。另外我還看了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講的是內蒙大草原，非常美麗。所以我都想好了，去內蒙當兵，還要當騎兵。騎兵很威武， 騎在高高的馬上，拿著戰刀，誰要來侵犯我們邊疆就給他一刀 。
結果，參軍要體檢，我從小就是近視眼，視力不合格，當不了內蒙兵了。當時正好在動員支援邊疆建設（支邊），要到云南邊疆，我馬上去報名。我心想這次支邊沒有眼睛的問題了，只要經得起政審就可以——我政審絕對沒問題，根紅苗正。報名要戶口本，我就回去跟我父親講，沒想到他死活不讓我去，說要往北走，不能往南去。我說，北大荒不要我們四川青年。
我跟父親鬧意見，后來就離家出走。我父親當時調到了重慶，我們家離解放碑不到兩站地，那個時候交通不方便，我只好在解放碑附近轉圈。我媽媽發現孩子跑了，就發動全家，我的哥哥姐姐妹妹都上街找我。把我找回來后，我爸就妥協了，說好吧，你去報名吧，只要解放軍要。
我特別高興去報了名，跟同學說我要到云南西雙版納。結果，最后公布的名單卻沒有我，我當時就傻眼了，怎么可能沒有我呢？我就去找班主任和輔導員，他們讓我去找校長。校長叫汪永寬，是一個老紅軍，讓我回去問我爸——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爸一個電話，把我的支邊夢也吹了。
去不了，沒辦法，那就繼續讀書唄。我在重慶29中長壽戰備分校讀高中，遠離城市，體育課只能在湖里游泳。
有一次，一位同學溺水了，他是長江航運一個老船工的兒子，長得人高馬大，當時16歲。我們體育老師組織搶救，喊：同學們，我們階級兄弟就在湖里，咱們要去把他救上來。我想當英雄，所以我第一個沖出去，后來還有幾個同學也去了。
我們潛水下去，體育老師拿著救生圈浮在水面上接應我們。后來，我是最后上來的，體育老師以為我撈到了，馬上過來抓我。
“撈到了沒有？”
“還沒有，我喘口氣。”
“你趕快下去。早一分鐘把他撈起來，就能挽救我們階級兄弟的生命。”
其實我在下面已經觸到我的同學了。但是大家知道，人快淹死的時候，抓到什么都不會放，如果貿然去救很危險。所以我用腳探到我的同學，輕輕把他夾住，慢慢往上游，然后一個倒仰收腹把他浮出水面來。救上岸以后，我筋疲力盡，站都站不住，手也在抖，腳也在抖，十分后怕。
當地犁地的農民說，人被淹了以后，肚子吃水，把他放到水牛的背上，把水壓出來就可以了——但其實根本就不是水的問題。他當時有脈搏，但是沒有呼吸，我們趕快把他往長壽縣醫院送，但是很不幸，沒有搶救過來。后來我才知道， 如果當時我稍微懂一點點人工呼吸，我的同學不會死的 。
所以我就想，應該去學醫。
當時，高中畢業不能直接讀大學，要先下鄉，我下到涪陵墊江縣。我覺得自己在學校讀書是學霸，也想當英雄，只可惜沒當上兵，下鄉就得好好干。所以后來，我最大當了大隊會計，是僅次于書記、大隊長的大隊第三把手。
這是有我的唯一一張照片，是重慶29中出席涪陵地區知青先進代表大會的留影。當時我挺自豪，我做知青也是一個好知青。
下鄉結束后，有機會讀大學了，我想學臨床醫學。當時重慶最好的學校是重慶醫學院，所以我想報重慶醫學院兒科系，但是最后把我調配到四川醫學院的公共衛生學院。
我最初沒想過學公衛，但是老師說， 臨床只是給一個人看病，而公衛是給群體看病，將來可以做出更大的貢獻 。當時我們班上還有一位學霸女同學也想學醫，報了三個學醫的志愿，最后上海交大把她挑走學高壓電去了，也是陰差陽錯的。
我去了四川醫學院，畢業后去了中國醫學科學院昆明醫學生物學研究所（“糖丸爺爺”顧方舟就曾是那里的老所長），后來又去了大連醫學院，美國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每走一步，我都奔著最高的目標去。然后到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也是預防研究部，一律都是公共衛生預防醫學。
1997年，中國醫學科學院院腫瘤醫院的領導董志偉到美國來招聘，我覺得自己學了十八般武藝，也練就了不敗的金剛之身，特別希望有個舞臺去比試比試，就毫不猶豫地參加了招聘。
我全職回來，給了我很大的一頂帽子，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那個時候的名稱，現在叫北京協和醫學院）跨世紀學科帶頭人。
結果我回來以后，啟動基金只有1萬塊錢，甚至連一個筆記本電腦都買不了。而且，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預防醫學里，最高水平就是本科生。所以我回來以后，就苦苦奮斗20年來打造預防醫學。
我做的第一個癌癥研究項目是云錫礦工肺癌。工會十大，云錫礦工代表向中央提出“關懷礦工的生命”。
早在1975年，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在病床上看到云錫礦工的相關報道，就叫秘書打電話給我們的老院長李冰，告訴她 一定要解決好云南錫礦工人的肺癌防治 。所以，我們從7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一整套的礦工肺癌的研究。但是周總理去世以后，因為一系列原因，這件事情就有點被擱置了。
所以當工會十大再次提出云南錫工肺癌的事情，就得到特別關懷，列入了國家“六五”的攻關計劃。我當時作為一個子課題的項目負責人，進行病因學研究。
云南個舊錫礦在我國西南邊陲最靠近邊界的地方，離越南非常近。我此前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曾看過愛德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其中提到了云南個舊錫礦的很多礦工（包括童工）死于各種疾病。
這是我的第一個科研工作。
70年代，我所在科室設計和領導了我國癌癥的一個死亡調查研究，發現了腫瘤高發區現象。我回來以后，就接著做食道癌的研究。
我覺得那段時間我做得最好的兩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跟國外合作，因為我之前在美國學習，跟國外有很多的合作關系。美國代表團到了林縣，我們一起開展研究。后來，華盛頓郵報還專門為了這個研究出了一篇報道，發表在國際版的頭版，題目是“手術室里的外交”，與“乒乓球外交”相呼應—— 推動兩個國家的科學研究，來解決老百姓的疾苦問題 。
林縣的食管癌曾得到過毛主席的關心。當時林縣人民有“三不通”：水不通，路不通，食道不通，紅旗渠就是那個時候建起來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十年磨一劍，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研究——我們在世界上首次證實了內鏡篩查可以降低食管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我這個人大概也不太安分，其實做得已經很不錯，可以歇兩天了。但是不行， 我還想挑戰，還想做事情，那就是關注宮頸癌 。
宮頸癌是一種發生在子宮頸部位的婦科常見惡性腫瘤， 全世界85%的新發病例和88%的死亡病例都在發展中國家 （左圖）。胡尚英博士曾做過我國宮頸癌20年的分析（右圖），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發病率和死亡率從90年代末期開始就一直在上升。
但是，宮頸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在很多國家都出現下降，為什么中國還在上升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宮頸癌實際跟性活動有關，與欠發達地區老百姓的性教育程度確實也有關系。
左邊這張圖是一位婦女，我們查出來她有宮頸癌，給她治療。治好了以后，中央電視臺《走近科學》來采訪。前面講得挺好，快結束時她忽然哭了，我們都覺得奇怪。她解釋說，她不是哭自己，而是哭姐姐。原來，她姐姐也是宮頸癌，但當時也沒人告訴她，她自己也不懂，有點癥狀就扛著，最后成了晚期癌癥。
以前，好多老百姓治不起病，現在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稍微好一點了。右邊這張圖，婦女們一聽說有普查，都排著隊參與。
那么，是什么引發這個疾病呢？
實際上，經過不斷的探索，科學家現在已經完全解析了宮頸癌的發病過程和致病原因。最先解讀病因的是德國的科學家Harald zur Hausen，他為此得到了2008年的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
這張圖講述了正常情況下上皮癌細胞的轉移，其實有兩道關口。在病毒侵入體內的時候，如果打過疫苗，體內抗體就會把病毒殺死。但是如果已經暴露了，沒有趕上最佳免疫注射的機會，就可能需要篩查。若能在癌前病變階段把查出來，也可以達到根治。
因此， 宮頸癌防控不力可以被視為一個國家醫療可及性和健康公平性失效的指標 。
疫苗是20世紀三大醫學貢獻中之一。左圖展現的是世界衛生組織總部門前的一組雕像，一個孩子勇敢地抬著手臂讓大人給他打疫苗。
右邊這張是HPV疫苗的模擬圖。它既不是死病毒，也不是活病毒，而是病毒外面的一層殼。它打進體內以后，可以誘發免疫學反應，從而產生抗體，預防感染。
二級預防就是篩查，給成年女性查體。我們要找一個既簡單又便宜的技術，還要能在多場合運用。在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支持下，我們開展了適合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的宮頸癌快速篩查技術的研究。從2003年開始研究，2007年終于成功了，做出來的產品在深圳生產，供應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新華社記者文赤樺還專門為此寫了一篇報道，叫《為了母親的戰爭》，寫得很好。
我國在宮頸癌的防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05年，國家衛計委跟中國癌癥基金會就已經建立了宮頸癌防治的示范點，一個在農村（山西襄垣），一個在城市（深圳）；第二年，馬上擴大到6個點；到了2008年，擴大到了43個點，每一個省至少有一個點。
當時，他們說西藏建點很困難，但我覺得 再困難也不能把藏族同胞落下，科學的進步和健康的公平要讓他們也能享受 。所以，我們堅持在西藏建了一個點，主要是培訓醫生，讓他們知道這個疾病可防可治。
我們在全國建了43個點，一個科學家的能力差不多只能到這里了，接下來還是得指望國家。
2009年，在衛生部陳竺部長還有全國婦聯陳至立主席的關懷下，我國農村婦女的二癌篩查啟動了。為什么不是城市婦女呢？因為當時國家沒錢，這點錢只夠農村做，就先幫助最需要的人群。
其實不管前面怎么查，結果都只是“可疑”，最后還是要去確診。所以， 我們把確診稱為是 宮頸癌篩查體系的“最后一公里” 。其實它是個瓶頸，因為基層縣婦幼保健院之類的地方，很多根本就沒有合格的醫生。于是，我們就指望用人工智能輔助診斷。
這是我們跟騰訊合作開發的一個宮頸癌人工智能電子陰道鏡輔助診斷系統。婦女來做陰道鏡的時候，只要位置擺正，這個電子陰道鏡可以自動采圖（五張），然后通過智能云或者本地軟件進行評估，十秒鐘就能出結果，提示哪個地方可能有病變。這樣就為醫生提供了參考，只在可能病變的地方取活檢就行。
中國的科技創新不但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還要解決全球的健康難題。比如，丁香園的李天天，我，還有澳柯瑪的李蔚在一起討論，李蔚搞了一個不用電的冰箱，可以在非洲使用。尼加拉瓜、烏干達、印度、圣薩爾瓦多等地都在推廣使用中國的科學智慧。
我們做了不少工作，但說實話，我最看重這幾個獎，因為 不是自己申請來的，而是代表投票評的 。
左圖是2011年世界衛生組織IARC癌癥研究杰出貢獻獎章。2010年的圣誕節前，頒獎單位給我來了封信，說讓我2011年到法國里昂去領獎。我連續看了三遍，結果確有其事，還提供機票去領獎。
中間圖片那個獎我也很看重，是 去年（2018年）得的全球癌癥研究人道主義科學家獎，我覺得總結了我這輩子做的工作 。
我在做中國疫苗臨床實驗的時候，我醫院有人懷疑我工作那么投入，是不是有什么利益在里面？我說，我兼那么多國際組織職位，每一次開會都要提前要申報，不能有利益沖突這種東西。要走向科學，要走向社會，就不能有個人的利益。
最后我還要感謝2016年健康中國給我評了一個十大杰出人物。
我覺得 中國的智慧和力量不應僅僅滿足于自己國家，而應該造福于全人類 。所以應世界衛生組織請求，我們 在吉爾吉斯斯坦、蒙古和坦桑尼亞等地分享中國經驗。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與健康科技創新工程服務“一帶一路”戰略先導科研專項和和深圳“三名工程”都支持了我的工作。
這個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尼泊爾的項目，我們坐的是聯合國的車。我坐在車里，我心里十分感慨，這 真是為全人類的健康在服務啊 ！我們的醫療隊在下面跟當地人交流的時候，醫療隊的服裝都帶著五星紅旗，心里非常高興。
這是我自己拍的喜馬拉雅山珠穆朗瑪峰。今年1月21號，從成都飛往加德滿都，快到的時候，飛機從平流層下降。當下降到8000多米的時候，乘務員提醒我看右側，赫然就是珠穆朗瑪峰。她說今天天氣好，平時還不一定看得著。我一看，真的好神圣，我覺得這是一種心靈的升華。我說，喜馬拉雅山，我來了。
我希望我做的事情能造福中國廣大的婦女，甚至造福全世界的婦女。 我相信，宮頸癌必將成為人類第一個可以通過疫苗跟篩查來全面消除的惡性腫瘤 ，謝謝大家。
演講嘉賓喬友林《如何用醫學與人工智能技術，讓宮頸癌成為第一個被消除的癌癥？》
作者：喬友林
編輯：麥芽楊、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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