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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有些女性視懷孕和分娩為一段愉快、自然、滿足的經歷，有些女性則對在子宮中孕育并撫養孩子的身體要求感到恐懼，對分娩潛在痛苦的恐懼就更甚了。有些人可能把懷孕、分娩帶來的血、汗、淚視作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必要組件。

還有些人則不那么認為，比如激進的女權主義者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她在著作《性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Sex，1970）中毫不客氣地把分娩的過程描述為“野蠻”、類似于“拉出一個南瓜”。而大多數人，比如我自己，都在這個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或者就始終站在居中的立場上。

無論對懷孕一事的“自然性”持何種態度，不可否認的是，人造子宮技術（也即體外發育）的發展一定會讓這場激烈爭論發生根本性變化。首先，這種技術顯然能帶來醫療上的好處：高危孕婦可以將胎兒轉移到人造子宮中，從而在保證胎兒成長的同時，將自己身體承受的傷害降到最低。

同樣地，有早產風險的胎兒也可以提前轉移到人造子宮中，按照要求走完正常的分娩前發育過程。現在看來，血、汗、淚終究不是懷孕分娩過程的內在屬性。

其次，人造子宮技術對女性還有相當重要的積極社會意義。對費爾斯通來說，人造子宮可以通過緩解生育過程中的嚴重性別差異消除目前導致女性受壓迫的一大關鍵因素。雖然兩性之間的生物學差異無可辯駁，但費爾斯通認為，由于生育勞動分工并不公平，而且這種不公平還滲入了核心家庭理念，兩性之間的這種差異就成了對女性的極大壓迫。

然而，如果胎兒能夠在人造子宮中成長，那么女性就終于擺脫了生育義務，可以自由追尋自己的興趣和期望了。

即便是這種對人造子宮醫療潛力和非醫療潛力的粗略概述似乎就已經頗為有力地支持了這項技術。要是在名單上再加上為數不少的因此而重新獲得生育可能的女性，那么人造子宮技術就幾乎成了板上釘釘的好事。因此，當研究人員在2017年成功地在模擬羊子宮環境的袋子中孕育8只小羊羔時，主流媒體對此大肆報道也在意料之中。

雖然研究人員盡了最大努力給公眾的熱情降溫，但大家還是把他們的發現重新定義為“促進了人造子宮的發展”，并且在這個過程中，費爾斯通在幾十年前提出的看法又重新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5112）

費爾斯通的主張的確仍舊受到了當代女權主義者的充分支持——例如，哲學家安娜·斯瑪多爾（Anna Smajor）就在她2007年的論文《體外發育的道德需要》（The Moral Imperative for Ectogenesis）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支持了費爾斯通的觀點——但人造子宮熱度的再度升溫掩蓋了這項技術在解放女性方面的潛力其實十分有限的現實。

首先，人造子宮能夠保證的生育勞動公平再分配僅限于懷孕過程本身。然而，產后的撫育工作很大程度上仍舊需要女性付出更多勞動。按照社會的普遍期待，她們需要給孩子母乳喂養、擠奶，不僅得把孩子撫育成人，還得把他培養成才。

這里的討論并不妨礙那些有能力并且的確承擔了傳統上劃分為女性任務的偉大母親，但這也確實提醒了我們，那些沒有做到這么好的女性——無論是出于自我選擇還是其他原因——都會遭受譴責、承受污名。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人造子宮是否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造成生育讓女性飽受壓迫這一事實的社會條件仍是未知之數。

這就為旗幟鮮明地支持女權主義事業提出了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人造子宮有望緩解（女權主義者眼中）女性在生育過程中受到的身體壓迫，但這個技術并不一定能解決觀念層面上的問題——也即人造子宮技術并沒有挑戰特定的男權價值觀，但在女權主義者眼中，正是這種價值觀造成了生育過程給女性帶來的壓迫。實際上，如果更深入地從形而上角度研究人造子宮技術，你會發現它甚至可能對女性解放事業造成破壞。

哲學家薩基·芬恩（Suki Finn）在Aeon網上撰文闡述了兩種據說體現了如今西方世界對懷孕過程理解的形而上模型。第一種叫作“組件模型”，也即把胎兒視作孕婦的一部分，就像她身上的手、腳、腎那樣。第二種叫作“容納模型”，也即把胎兒和孕婦視作兩個獨立個體，這個模型催生了主流文化中的“胎兒容器模型”。

芬恩指出，正是在這個模型中，我們才能稱胎兒是“烤箱里的面包”（譯注：西方俗語，指“肚子里的寶寶”），或者把胎兒描述為在黑暗空間中漂浮的宇航員，而不是附著在子宮壁上的胚胎。

如果只是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容納模型說明問題，倒也無傷大雅。問題在于，這個模型已經應用在了一些貽害頗深的領域。正如社會學家阿姆里塔·潘德（Amrita Pande）2010年在對印度商業代孕產業（研究發表后被禁止）的研究過程中證明的那樣，代孕診所利用這種孕婦和胎兒相互獨立的概念開發了各種不人道的產前護理流程。他們利用這種流程灌輸了各種不利女性的觀念，最為突出的就是懷孕過程中“容器的可替代性”。這個案例表明，即便形而上的容納觀或許的確在道德層面上居于中立位置，但它在社會文化中的外在體現已經朝著為男權環境所利用的方向發展了。

就特定的生育醫療實踐來說，其合理性取決于我們從何種概念框架的角度去理解。運用人造子宮代替懷孕某個階段或全部階段的這種想法本身就反映了對胎兒和孕婦分離性態度的認可。雖然這并不意味著人造子宮技術必然帶有對胎兒容器模型的認可，但目前這場爭論中的言辭已經很好地體現了這種傾向：例如，主攻生殖方向的生物學家羅杰·戈斯登（Roger Gosden）在《設計嬰兒》（Designing Babies，1999）一書中將子宮比作“智能孵化器”。

女權主義學者伊蕾娜·阿里斯塔霍娃（Irina Aristarkhova）提出了另一種觀點，認為人造子宮技術的合理性已經不再是那么“可行的概念”——至少這背后涉及的問題要比我們原來預想的復雜得多。推想起來，如果將胎兒視作孕婦的一部分，那么人造子宮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勝任這個角色呢？想必十分有限。

當然，我們也可以轉而提出一種新的胎兒-孕婦關系，一種可以延伸到機械和機器領域的關系（但這種關系涉及的東西就實在太多了，需要單開一篇文章講述）。盡管如此，如果我們愿意直面懷孕分娩的生物學現實——也即胎兒和孕婦實際上不可分割看待——那么，在這種特定的背景下，我們終究需要面對一個必須借助機器的未來（或者一個完全沒有此類機器的未來）。

（pdfs.semanticscholar.org/ec1f/3a34754d4f2808706389b10314634caaf423.pdf）

然而，女權主義者面臨的問題是，任何應用了有問題懷孕模式原則的技術都會在無意中延續這些問題或使其正常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只能把貶低生育行為和淡化胎兒-孕婦關系的做法視為與女權事業背道而馳。不可否認的是，人造子宮技術一定會讓很多人獲益（女性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它是否能真正為女性解放事業作出貢獻仍舊充滿了疑問——無論這種想法只是人們的猜測，還是別的什么。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造子宮肯定能緩解部分女性目前面臨的身體限制，但是，在沒有解決男權模式（這或許是人造子宮技術自身的基礎）的問題之前，這項技術在女性解放事業上的總體潛力仍舊相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