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成為很多科普領域的研究者甚至是實踐者口中時常提及的一個術語,同時把以英國皇家學會發布的《公眾理解科學》報告為基礎的公眾理解科學運動作為缺失模型的典型代表。
據有關資料顯示,這個術語是由社會科學家提出來的,比如齊曼(J. Ziman)在1991年于《科學、技術和人文價值》(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中發表了題為《公眾理解科學》的文章,將同名報告所闡述的范式稱之為缺失模型,實際上齊曼的文章是1990年4月于倫敦舉行的“科學與技術的政策和公眾”(Policies and Public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會議上的發言摘錄。同時也是在這次會議上宣布,一本由杜蘭特擔任創刊主編的新期刊《公眾理解科學》將有望于1991年4月發行第1期。
另外一個說法是該模型由布賴恩·溫在1988年5月為于蘭卡斯特舉行的公眾理解科學研究倡議第一階段之下的經濟和社會研究理事會科學政策支持小組研討會撰寫的一篇草案文件中提出來的。若要提及公眾理解科學運動中的缺失模型,就不得不提到約翰·杜蘭特(John Durant),基于英美的公眾對科學知識的掌握和科學態度,以及二者之間關系的定量調查,他與同事于1989年在《自然》雜志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公眾理解科學》的文章,而且他還要求該模型的批判者不僅要出題,還要提供答案,也就是說若要廢除或摒棄缺失模型,那么有哪些替代方案?
該模型的假設是:更多的知識會增加對公民參與的理解和機會。按照這種觀念,公眾對科學技術事務采取的任何消極立場都當然地被解釋為缺乏科學知識的表現,科學知識因而被不加批判地賦予了積極的或正面的價值。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路徑在于,需要面向公眾進行科學知識的傳播,以正規的學校科學教育為主,以對成年公眾的繼續教育和媒體新聞報道、博物館科技館等非正規活動為輔。
人們為什么要關注公眾理解科學?杜蘭特以4點理由來闡明,他用英美的調查數據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與梳理。同時他認為,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與支持之間存在著重要關系,其趨勢則是知曉度越高,對科學和科學家的態度則越積極,但將公眾對具體的科學相關公共政策問題的態度做一般化的延展,可能也是不明智的。
而齊曼則是對缺失模型持批判態度的,他希望探討大家怎么看待一般意義上的科學?在論述了不同的人有時候會對什么是科學給出的不同的界定,并因而需要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段來改善科學的傳播,讓科學傳播到定義明確的邊界之外后,他認為實際上試圖僅從公眾的無知或者說不具備科學素養方面闡釋這種情況的簡單的 “缺失”模型,并不能為很多研究的結果提供充分的分析性框架。這是因為科學知識還取決于其他一些因素,對此他也提出了一些支配人們接受和利用科學知識的原則。畢竟科學知識的接受并不是與感情無涉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真實的世界中發生于對科學有真正興趣的真實的人們之中。
在2017年2月一篇題為《挖掘缺失模型的來源》(Digging for the roots of the deficit model)的博文中,諾丁漢大學教授布里吉特·內利許(Brigitte Nerlich)認為,缺失模型的兩個原則是A把知識傳給B,但卻忽視了B可能具有某些知識的這一事實,以及科學家認為向人們傳播知識可以讓他們接受或支持科學,并且給予更多的知識會給科學帶來更積極的態度。
應該說,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公眾理解科學》報告,于是,內利許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比如這個模型到底來自何處,其實證基礎是什么,誰持有該模型所總結的觀點,等等。帶著這些問題,她回溯了該報告,但是并未從中發現對缺失模型有任何顯性的或隱性的背書。
內利許進而考察了布賴恩·溫與同事在1988年撰寫的文章《公眾理解科學:從內容到形式》(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From contents to processes)。該文引述了弗雷米林(J. H. Fremlin)的圖書《電力生產:風險有哪些?》(Power Production: What are the Risks) 中的觀點,并進而假定了缺失模型。她還進一步分析了齊曼等人的文獻,顯然也沒有找到缺失模型的實證基礎。不過她認為,不論該模型起源于何處,克服這種模型引發了對科學傳播和公眾理解科學的新思考,它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強調了科學寫作、科學新聞和科學傳播的重要功能,也就是提供了人們獲取信息、知識和事實的途徑。
西米思(Simis MJ)等人在2016年的文章《理性的誘惑:為何缺失模型在科學傳播中持續存在》(The lure of rationality: Why does the deficit model persist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中用四類推理和實證數據闡述了為何他們認為該模型仍然在科學傳播之中持續存在,并且認為公眾理解科學的“缺失模型”對于某些明確的分析目標是有意義的,科學的大眾表征與專業表征之間是存在差異的,等等。這與內利許的某些觀點也有著內在的關聯。
盡管缺失模型遭受到了很多批判,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特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國內,我們會發現傳統科普、公眾理解科學和科學傳播出現了“同時在場”的情況,正如劉兵教授所言,“科普、公眾理解科學、科學傳播的區別并非是歷史的或是層次的,三者只是側重不同,無論傳統科普還是現代科普,其本質都是科學大眾化的實踐活動,只不過內容發生了變化”。
(作者系中國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