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討論的主題是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與新科技革命。制定實施綱要是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大科技事件,當年我有幸全程參與了這個過程。
每當想起那3年歲月,總是有很多的感慨。那3年對我來說是忘我的歲月,是投入全部身心的歲月,是一個和所有參與過程的科學家、企業家一樣,把國家利益、民族未來放在最優先位置的歲月,更是讓我不斷提高、終身自豪的歲月。
我今天就拿幾個片斷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從大飛機談起。
2000年,我在科技部辦公廳任調硏處處長,偶爾看到一本雜志叫《經濟管理文摘》,里面有篇文章題為《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這是高粱先生寫的一篇文章,詳細記述了運10飛機1970-1980年的研制過程。這篇文章深深吸引了我。,這種吸引不僅因為大飛機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我更想從文章中看到科技發展究竟應當循著什么樣的規律去走。
當時我們已經走到大飛機的門檻上,或者說我們一只腳已經踏進大飛機的陣營。但是最后我們退回去了,選擇跟美國的公司合作組裝飛機。經過10年的合作,美國公司決定不干了,我們又回到了零點。這個10年可以說刻骨銘心,充滿了恥辱。
我們為什么要自廢武功呢?為什么不多一些堅持,做出10年磨一劍的事情?從2000年一直到2008年,整整8年的時間,我一直堅持大飛機的戰略研究,跟熱衷于此的同道者們一起不懈努力著。
我們當時成立了一個調研組,組長是徐冠華部長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鄭新立副主任。在他們的直接領導下,我們做了很多系統深入的研究,幾乎到過中國所有飛機制造公司,拜訪過所有與此有關的企業家、科學家和領導,我們對大飛機的認識也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正是這項研究,讓我第一次確立了戰略思維,讓我第一次學會了從戰略層面上來思考技術問題、體制問題、政策問題。
第二,以市場換技術的局限。這個問題至少爭論了40年,直到今天依然還有許多的爭論。技術引進不僅對我們相對落后的國家來說很重要,即便在發達國家也是需要的。
我們談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時候,從來沒有否定過要進行技術的引進,甚至可以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產業發展、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正是有賴于技術的引進。我們在許多領域技術取得進步都跟技術引進息息相關。但是,我們在許多案例和政策研究中看到另外一種現象,那就是單純技術引進的局限性。
中國有很多技術引進的成功案例,比如說大型燃氣輪機,通過一個三峽工程走到世界最前列;高鐵的例子大家也有很多感受。但是在乘用車領域,30多年技術引進到底換來了什么?我們得到的是什么?我們失去的又是什么?
我住在深圳,每次在小區里散步的時候,總是不自覺地看看路邊停的都是什么車。小區非常大,可能有上千輛車,98%以上都是外國品牌,能夠數得上的國產品牌大概不會超過5輛,其中還包括我自己的一輛。我們引進了30多年,但中國的汽車市場為什么還是這樣一種形態呢?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下,為什么有些領域引進成功,而在乘用車領域技術引進不成功呢?
看看鄰近的日本、韓國。他們幾乎可以獲得西方所有先進技術,但他們從來沒有躺在別人身上,而是搭建技術研發平臺,致力于消化吸收,致力于打造自主品牌。今天,他們在世界汽車市場已經有了一席之地。我到歐洲去,看到那么多日本車、韓國車。俄羅斯是一個非常強調買自己國貨的國家,那里也有大量的日本車、韓國車,卻看不到一輛中國車。
這就說明,引進技術只是技術貿易,只是引進技術物化的產品,但技術能力是引進不來的。技術能力的成長必須經過自主開發的過程,技術貿易永遠不能代替自主創新。
第三,自主創新不是自我封閉。中長期規劃討論過程中,圍繞要不要自主創新問題展開了爭論。有一種觀點認為,自主創新會不會導致我們走到閉關鎖國,不許人們去進行國際交流。我相信,中央和科技部領導提岀這種思想一定不是要自我封閉,科技發展的內在要求必須是開放和交流。我們只是強調,在這個過程中怎樣才能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擁有跟別人進行對話和博弈的資格,甚至某些領域逐步站到主導位置上。
其實技術的交流,包括技術的引進,本質上都不是先進者對落后者的施舍,而是一個珍珠換瑪瑙的游戲。我以前寫的文章已經談到這個觀點,你有什么底氣可以跟別人進行對話?你有什么資格跟別人進行交換?這是決定整個開放結果的關鍵所在。
以國際空間站的國際合作為例,當我們沒有能力的時候,要參與國際空間站計劃,別人連理都不理,根本不讓我們參與。但當我們自己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甚至取得了進展以后,別人就主動向我們搖起橄欖枝。這就是一種博弈能力,一種對話能力。
最后談談美國的自主創新。最近我看到一份美國人工智能的倡議,里面有句話請各位注意看看。這份倡議說,"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確保2030年前美國在人工智能開發及相關領域保持領先,包括高端制造和量子計算。”什么叫不惜一切代價?這種話今天我們已經很少聽到了,我印象中應該是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如果今天我們在政策層面上再提出不惜一切代價,一定會受到很多來自內部的質疑和批判。但這就是一直作為我們學習追趕對象的美國,在人工智能倡議上所提出來的觀點。
周其仁先生若干年前在一個中美經濟對話會上,向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先生提岀一個觀點:在全球分工體系下,假定美國生產大飛機,中國生產服裝鞋帽,構成從高端到低端的國際分工體系。在這樣一種分工體系下,兩國相安無事,你賣你的高端產品、賣芯片、賣大飛機,中國給你貢獻服裝鞋帽。雖然一個芯片能夠換得一個大集裝箱甚至一整列車的服裝鞋帽,大家都認為理所當然。假如中國也要研制大飛機,美國有何感受?
弗里德曼先生脫口而出:那將是對美國永久的傷害。因為在美國人的思維當中,保持對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技術優勢,是他們的生存王道。當看到中國在技術領域所做的努力,當看到中國企業一步步靠近美國的時候,美國人會做何感想呢?美國人會做何行動呢?那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美國對華為這樣的企業展開全球圍堵,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再比如,深圳華大基因是做基因組測序的領軍企業。如同華為在IT領域一樣,華大在BT(生物技術)領域也走到了世界前列。早在2011年,華大就遭到了圍堵。當我們將測序技術開始投入商用時,美國人意識到這將對他們形成挑戰,便采取非常拙劣的手段,阻止新的儀器賣給我們,老的儀器也不負責維修,同時把耗材價格升高一倍。他們就是通過這種方式要把華大困死,那時候華大要么死亡,要么做小老弟臣服于他。天無絕人之路,經過5年的努力,華大的高端測序儀硏制已取得突破,今后可以不再受制于人。
這是什么領域?這就是大國重器,我形容它是IT領域的IC。沒有這樣一個重器,我們所有獲得的基因組數據都將拱手讓人,或者我們獲得數據的途徑都將受制于人。我期待更多的人關注這樣的路徑,期望有更多像華為、華大這樣的企業能夠崛起。
(作者系科技部原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司長。本文由本報記者張克根據作者在11月13日由科普時報社、中國科普網主辦的MSTA大家系列科技講座上的演講速記整理而成,并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