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本文中作者故意沒有使用“異性戀的”（Heterosexual）或“同性戀的”（Homosexual）這樣的詞匯，以避免讀者將人類的性觀念代入到無關人類的動物性行為領域。不僅如此，文中所使用的兩個替代詞匯“非同性別性行為”（Different-sex Sexual Behavior ，DSB）以及“同性別性行為”（Same-sex Sexual Behavior ，SSB）可以更準確地形容我們在生物個體之間觀察到的性互動——因為這樣的中性用詞并不會暗示該生物個體在與其他個體接觸時會延續某種性行為偏好。
科學家們早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動物會和同性別的個體進行性行為。在生物界，這種同性別性行為包括騎乘行為、發聲或發出其他信號的求偶行為、舔舐性器官的行為，或通過某種方式射精的行為。目前已觀察到存在同性別性行為的物種已超過1500種，且極具多樣性，從靈長類到海星，從蝙蝠到豆娘蜻蜓，從蛇類到線蟲類。
在最近的幾十年，無論是各種新假說還是各項新實驗，該領域的研究重點往往集中在動物為什么要進行一種無法實現種族繁衍的性行為。在最近一篇發表于《自然生態與進化》（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的文章中，我們（譯注：指代該文章的多名共同作者，下同）回顧了一下生物學家們提出的假說與理論，包括那些未經討論就已經被廣泛接受的假設。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9-019-1019-7）假設之一，所有針對生物同性別性行為的解釋都無一例外地把這種現象定性為一種“進化論的悖論”，生物學家們認為這種性行為對于種族而言代價高昂，于是他們進一步假設：要么這種行為產生了巨大的價值還尚未被發現，要么這種行為可以免疫于自然選擇作用，雖然原因不明但無法被自然選擇淘汰掉。由于大多數研究生物同性別性行為的科學家往往只關注其研究涉及到的一種生物，這種割裂的觀察方式就導致了假設之二，即：這種行為是在不同的多個生物物種之中分別單獨進化出現的。但是這些假設背后真的有嚴肅研究作為支撐嗎？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而且這些假設更多來源于文化意義上的道聽途說，而非科研領域的嚴謹證明。這種道聽途說最經典的一個例子，就是人們普遍認為生物同性別性行為是一種代價極高的浪費。因為進行該行為的生物個體投入了大量時間、能量以及生存資源，卻沒有獲得生物適應性方面的顯著回報。當對比生物的同性別性行為以及非同性別性行為時，人們經常提起并夸大這種浪費。由于非同性別性行為顯然可以延續后代，并提高種族的生物適應性，因此通過比較科學家們推斷：非同性別性行為的效率極高。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生物通常要進行大量交配活動才可以獲得數量相對很少的后代，而且有大量的潛在因素可以導致非同性別性行為無法延續后代。換句話說，生物的異性性行為同樣是一種巨大的浪費。是的，幾乎沒有人能清楚回答：如果站在整個種族的高度考慮繁衍成本，比起同性別性行為造成的浪費，未能延續后代的非同性別性行為帶來的浪費到底哪邊更大？
至于為什么說某些假設不具備科學的嚴謹性，在此舉一例。在生物學領域，可以觀察到很多廣泛存在于大量物種中的行為特征，就像同性別性行為這樣，而對于其他的行為特征，生物學家往往會考慮進化中是否存在繼承、延續的可能性，即：某些同樣具備該特征的物種，是從其共同祖先那里一次性或階段性繼承了這樣的特征，而非由這些物種分別且單獨完成該特征的進化。
然而據我們目前調查所知，對于同性別性行為這一生物行為特征，竟然沒有生物學家考慮上述進化模型的可能性。上述兩個例子中的假設大量存在于現有研究的底層邏輯之中。不僅如此，這樣的科學假設還會得到社會文化中異性戀世界觀的肯定，從而導致人們進一步加強認識，把動物同性別性行為當作一種異常現象。而這種異性戀世界觀也許正是該領域研究中大量假設的來源，這可能就是學者極少對此提出疑問的原因。我們在論文中提出了這種觀念微妙轉變的重要性，這將幫助我們打開新的大門，理解生物豐富多樣、代代流傳的性行為，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同性別性行為。與其抱殘守缺，繼續盲信同性別性行為是某種異常、某種獨立于非同性別性行為的現象，我們在論文中明確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點：無論是個體還是種群，生物可以進行多種多樣的性行為，這包括同性別之間的，也包括非同性別之間的，更包括其他的組合方式。基于這個全新的觀點，我們也提出了新的進化模型：同性別性行為有沒有可能早在生物進行任何性行為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呢？
在我們的假說中，大量物種的祖先都是在不分辨對方性別的前提下進行性行為的。之所以原始生物的個體之間無視性別展開性行為，僅僅是因為它們沒有足夠能力在交配的同時辨識性別信息，或者說是與繁育有關的性伴侶信息——比如在體型、形狀、顏色、體味等等方面的差別。
不辨識對象性別就進行性行為并非浪費，這種繁育模式帶來的益處其實大于其消耗。試想，為了識別交配對象，生物首先需要升級自身的生理構造及意識水平，并為此付出高昂代價。不僅如此，當生物獲得了識別、篩選交配對象的能力，該項能力同樣可能造成生物個體錯過交配機會，這對于種族適應性來說同樣是一種浪費。
因此我們假設：之所以今天可以在生物界觀察到多種多樣的性行為方式，追根溯源，它們都來自于祖先的無差別交配習性，無視性別的交配在遠古可能是一種主流。當然，在某些物種的演化路線中，同性別性行為的確造成了過多的生存資源浪費，并因此導致該物種被自然選擇淘汰。但是，對于那些同性別性行為并未造成過多資源浪費的物種來說，這樣的習性有可能同其他對該物種有益的習性一起被保留下來了。
今天的科學家們總是對動物的同性別性行為缺乏全面認識，就連這種現象在生物界的存在廣泛性也不甚明了。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歷史上科學界曾經把動物的這種習性視為一種不得體的、無意義的、極其偶然罕見的現象。我們預測，如果針對動物界的同性別性行為進行系統科學的資料整理，并量化同性別性行為與非同性別性行為帶來的生存資源浪費，那么研究者將發現同性別性行為遠沒有今天通常認為的那樣罕見，更沒有想象中那樣浪費資源。動物的同性別性行為也許可以追溯到其祖先的性行為習性，但是在研究這種可能性的時候，我們還必須提出該理論與人類性行為及其文化內涵并無關系。我們可以在其他場合討論人類性行為的規范問題，但這并不在本課題的科研范圍之內。事實上，人類文化對生物學研究帶來的影響，可能遠遠大于生物學研究能對人類文化產生的影響。當然，影響人類文化也并非我們的科研目的，我們期望提出這樣的假說，拓展人類理解生物多樣性的科研視角。我們希望能鼓勵那些勇于提問的學者，當我們擺脫了文化規范的束縛，當我們摒棄掉多年來約定俗成的印象，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釋放出科研創造力，探索生物進化的更多可能性。在這方面，生物學家們還需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比如科學與技術的人文社會學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該學科就提供了一種審視科技發展進程的重要視角。如果該學科的學者與生物學學者在本文討論的領域建立跨學科合作，并且讓更多的科學家們了解到社會與文化正在不可避免地滲透到所有學科的研究中，就有可能讓今天的生物科學更加穩健地進步。【譯注：“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目前并無通用的中文翻譯，在此意譯為“科學與技術的人文社會學研究”。該學科旨在研究社會、政治、文化是如何影響科學研究，并推動科研革新的，以及科學研究又是如何反過來影響社會、政治及文化的。】（en.wikipedia.org/wiki/Science_and_technology_studies）
我們希望通過提問和懷疑來修正人類對世界的認知，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我們的提問與懷疑也無法擺脫我們目前對世界的認知。換句話說，我們是誰決定了我們會提出怎樣的假設，以及我們會進行怎樣的推論。因此，在提出假設、設計實驗、解釋結果的過程中，科學家必須始終對一個關鍵問題保持警醒：自己是否已經潛移默化地將個人視角、偏見、假設代入到科研過程中。為了進一步提高科研實踐，并更好地積累知識，科學領域能否進一步吸納不同的觀點，以及多種多樣的文化，并允許多種聲音同時存在以消除來自單一聲音的偏見，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我們無法預測未來，誰知道未來的文化領域會把什么樣的假設拋到科研領域呢？文/Ambika Kamath, Julia Monk, Erin Giglio, Max Lambert, Caitlin McDonough
譯/馮·克雷
校對/安布里奧·伊萬科夫
原文/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observations/why-is-same-sex-sexual-behavior-so-common-in-animals/
本文基于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馮·克雷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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