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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手機分離焦慮癥（phone separation anxiety，簡稱PSA）指的是因沒有或者不能使用手機（比如丟失、沒電、不在身邊等“脫線”狀態）而產生焦慮。其典型表征包括頻繁強迫性地檢查手機（是否有未接來電或者訊息、電量是否足夠），想象手機在出聲或者震動（但并沒有），去哪都帶著手機（比如衛生間、餐廳、上床睡覺前）等。

而在手機的使用被有所限制的公共場所，比如機場、學術機構、醫院和工作場所，可能會因焦慮和壓力而有非理性的反應，表現為過度使用手機進行日常活動，比如大肆剁手購物（這可能會導致個人財務問題）。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036142/）

一旦手機不能隨取隨用，PSA群體就會開始焦慮不安。

因此，在2013年更新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DSM-V）時，工作組提議將PSA歸為特定恐懼癥一欄，同欄中還有恐血癥、自然環境恐懼癥（如恐高、深海恐懼）、動物恐懼癥（如昆蟲、蛇）等。

但是最后，PSA并沒有被并入DSM-V（可能性原因是之一是無法量化診斷標準），這當然不等同于對PSA消極影響的否認，事實上工作組的提議也是希望以這種方式引起社會對PSA更多的關注。

當你找不到手機、或意識到自己找不到手機的時候，每個人都可能會經歷一段短暫的焦慮時間，但這并不意味著你有PSA。不過如果你天天擔心手機出狀況，以至于無法集中精力做你應該去做的事情，那就有問題了。

盡管就醫學上而言，目前并沒有將手機分離引起的焦慮給定性為某種明確需要治療的病癥，但在智能手機得到普及之后，世界各地所做的調查研究都不謀而合地指向了同一個結論：手機讓部分人變得焦慮，而離開手機則讓另一部分人變得更加焦慮。

如何判斷這是否是一種“病癥”？所謂“正常”只是基于統計學的一個概念，一個“正常人”無法一邊身處被無數“非正常人”充斥的環境中，一邊還能被稱作“正常”。因此當你認為這是一種疾病的時候，自然就是了。

2015年，調查機構YouGov出爐了關于英國人過度使用手機導致焦慮癥的可能性評估結果（此項研究受英國郵政局委托）。研究發現當面臨“手機丟失，或電池或手機余額耗盡，或無網絡信號”的情況，53%的手機使用者會表現出焦慮的情緒。

這其中，男性群體中的焦慮比例是58%，而女性是47%。近55%的參與者都認為：焦慮是因為無法與日常生活中需要保持聯系的人取得聯系。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668509/）

不同國家和文化中所進行的許多其他研究（美國、印度、西班牙、波蘭、澳大利亞、日本等地），其結果也大多支持了這項調查的結論。比如更早一些時候（2009年），印度一個醫學院對畢業生做過的一項手機依賴性研究。

研究發現，73%的學生每天24小時處在手機不離身的狀態里，20%的學生自述當沒有手機用的時候，他們會感到有壓力，38.5%的學生會不停查閱手機上有沒有漏接的電話或沒看到的信息。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40198/）

PSA是怎么形成的？在智能手機出現的短短幾十年里，我們的生活又是怎么被這些方方正正的金屬塊改變的？其實回想起來，一切都合情合理。

在起初——手機只能打電話發短信的時候，我們會認為手機是社交生活的補充：畢竟也不可能天天跟人都有必須要見面才能說得清的話。

但是面對面說話有一個好處，我們可以即時了解到對方給出的重要信息。在手機把日常溝通也變得碎片化之后，我們卻只能捧著手機等待“叮”的一聲響。但是我們希望得到即時信息的慣性并沒有隨之改變。

怎么辦？把手機放身邊（盡管一天到晚可能并沒有幾個人聯系你）。

再者，身處如此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手機對于絕大多數渴望群體感的使用者來說都是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微博里頂上去一個熱搜，綜藝里冒出一句新梗，脫離手機很容易對這些一無所知，變成“脫離社會”。在排解孤獨這道難題里，手機成了現代最為常用的作弊手法。

除此之外，一個同樣具備類似癥狀的密友或親人、一件因手機丟失而造成嚴重后果的往事，都有可能導致一個人徹底成為PSA患者。

人類不僅是群居動物，而且可能是最差勁的群居動物。

不僅如此，智能手機的主要使用人群——青少年和低齡成年人恰恰也被認為是最脆弱的。近15年前Securvoy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低齡成年人和青少年更容易患上手機分離焦慮癥。 在這項調查中，77%的青少年在沒有手機的情況下首先表現出焦慮，其次是25-34歲年齡組和55歲以上的人。研究人員認為，這與青年正處于建立自我認同、社會認同的階段有關。

（liebertpub.com/doi/10.1089/cpb.2005.8.39）

在另外一項針對547名衛生服務專業男性本科生的研究中，有23%的學生被認為患有手機分離焦慮癥，而64%的學生有罹患此癥的風險。近77%的學生每天查看手機超過35次。

（pdfs.semanticscholar.org/db25/ffde1b3ef0e267e217b6eb1022f9cd274706.pdf）

澳大利亞的另一項調查則顯示，946名年齡15-24歲的澳大利亞青年中，61%的人每天醒來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閱手機。盡管在被試中并未發現病理情況，但依舊能發現較多因手機使用過度出現的副作用，比如頸部、腕部的損傷。

（a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80/00049530903567229）

科學家還發現，那些本來就患有焦慮癥或者恐慌癥的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患上手機分離焦慮癥。巴西的一項研究顯示，44%的恐慌癥患者在使用手機時能感受到“安全感“，他們比對照組表現出更強的手機依賴性。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962983/）

為什么會這樣？

加州州立大學的南希 · 奇弗（Nancy Cheever）博士是這一領域的研究參與者。在她看來，手機引起的焦慮在我們的身上形成了一個正向反饋的積極循環——一方面手機的確讓我們處于持續的焦慮狀態，而另一方面，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從這種焦慮中解脫出來的唯一辦法還是看看手機。

這與英國貝德福德大學的蓋里·金曼（Gail Kinman）教授想法類似。金曼教授認為，PSA與任何一種上癮癥狀類似：當焦慮癥患者感到孤獨、沮喪、恐慌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抱起一條自己熟悉的毯子緩解焦慮，就像是PSA人群會把自己交給手機一樣。

但與其他成癮物不同的是，手機已然成為現代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環。這并不僅僅是因為離開手機我們就沒法打電話或者發訊息了，而是因為智能手機已經成為了我們儲存數字記憶的地方，屬于對自身認知的一部分——甚至對于數目難以統計的某個群體而言，手機儼然成為了身體的延伸器官。

比如說，通過對交互記憶的研究我們發現，在擁有可靠外部信息來源的時候，我們獲取和保留特定知識的動機和能力就都會降低。舉個例子，假設你有個愛看球的對象，不管是米蘭曼聯還是中赫國安，連全體替補隊員的名字他（她）都能一字不差背出來，那你記憶球員名字的能力可能就會很糟糕，因為你在需要知道的時候總能問他（她）。

而當手機成了我們用來獲取信息的介質，甚至是有問必答的高準確度信息來源，比愛看球的對象還管用，我們的依賴性就會非常強烈。因此，手機成了每個人的生活伴侶，一個“有求必應的對象”。你要突然找不著對象了，你也著急。

回到最初，手機剛出現的時候，輿論的批評往往集中在“替代了面對面的交流，導致社會隔離和其他不安的行為與感受”上。但就現在來說，現代社會對移動通訊建立了強需求，這使得“手機成癮”的說法有所動搖，就像我們沒法說自己對吃飯成癮一樣。

同樣的，分離焦慮也是必然的——肚子餓了誰都會焦慮。

但吃多了誰都會撐，這還跟自個的肚量息息相關。東西吃多了傷胃，手機用多了則容易傷神。

比如美國一項研究的發現：PSA可能會導致血壓和心率在短時間內升高。而首爾大學的研究者認為，頻繁關注手機還會降低個體的注意力持續時間和集中度，從而有可能影響工作表現，多線程處理多項任務的時候這種影響會更加突出。而當你在與親友聚餐的時候，難以自控的PSA還會影響人際關系。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3541035_Fear_of_missing_out_need_for_touch_anxiety_and_depression_are_related_to_problematic_smartphone_use）

就在去年，劍橋詞典拿出一個有著四個待選年度詞匯的名單給到自己的讀者與網絡用戶，其中“無手機恐懼癥”（nomophobia，與PSA表義相同）被群選為了最后的“2018年度詞匯”。

我們總是會對新技術充滿懷疑。1877年電話剛剛開始流行，《紐約時報》就跳出來斥責電話是個“侵犯個人隱私”的東西；12年之后的《旁觀者》（Spectator）雜志則仍在痛批電報，稱之為“漫天飛射的言語碎片，將會摧毀語言藝術；上世紀50年代，相傳當時掌管IBM的托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在面對體積龐大的早期計算機時仍然認為：只需5臺計算機就能滿足全美市場需求。

在幾乎全部使用者的眼里，智能手機很難再被稱為一項“新技術”，我們早就度過了無數個與手機同床共枕的夜晚，盡管有時會因此失眠。對大多數人來說，使用手機是每天的重要功課，甚至可能是除睡覺以外占用我們每天時間最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