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國與國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日益加深，國際力量對比總體朝著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但世界仍然不太安寧，各種國際力量較量和競爭十分激烈，中東亂局、敘利亞危機、朝鮮半島核問題、歐洲難民危機、國際恐怖主義等問題牽動國際斗爭全局，國際關系復雜程度前所未有。在我國由大向強發展進程的關鍵時刻，如何正確處理好戰略與戰爭的關系，是一個極端重要、極其緊迫的問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略與戰爭需要靈巧配合，用大戰略設計微戰爭，用微戰爭支撐大戰略，正在成為大國競逐世界的通行規則。

　　大變局呼喚大戰略

　　大國關系的競爭說到底是戰略的競爭，大國力量的博弈說到底是戰略的博弈。當然，今天的大戰略已不同于過去的大戰略，過去冷戰時期的大戰略主要是以軍事和戰爭為核心的戰略，現在的大戰略已經轉為以政治、經濟、文化及科技等較量為核心，以軍事裁決和武力對抗為后盾的綜合大戰略。導致這種戰略重心轉移的根源在于世界范圍內正在發生的大變局，即大國綜合博弈、全球治理體系及國際戰略格局已然發生重大變化。

　　其一，大國綜合博弈發生重大變化。在人類歷史的漫長時期，大國之間的競爭與較量重心主要在軍事，由軍備的充分、軍費的充沛及軍人的充足所決定的軍力之強大，就是國際政治中大國話語權的籌碼。強者霸道，弱者臣服，從來如此。然而，自從有了核武器的強大威懾效應，人們忽然意識到，武力大對決、軍力大比拼的傳統爭奪就意味人類的集體自殺。相反，國與國之間圍繞文化先進與否、科技發達與否、經濟繁榮與否等展開的沒有硝煙之競賽，才是正道，才是關鍵，才是方向。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交相重疊、相互滲透，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軍事革命的加速推進與復合影響，世界主要大國的綜合國力競爭更為明顯地在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等領域全面鋪開，這必將從根本上影響世界發展的進程和走向，也必將從根本上規制各國競爭的重心與方向。

　　其二，全球治理體系發生重大變化。在全球化尚未全面展開與深度發展的較長時期，全球安全問題主要是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傳統安全，全球治理體系也主要是由少數幾個西方大國所強力主導，拳頭的大小與否，決定著話語的強勢與否，更直接與利益分享的多少捆綁在一起。今天，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幾個西方國家湊在一起就能決定世界大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方面，全球治理體系正在從幾個西方國家行為體主導，向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參與共治轉變。另一方面，全球治理體系正在從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范圍等方式爭奪利益和霸權，向各國通過制定國際規則、相互協調關系和利益的方式演進。上述這種轉變與演進的方向，更加凸顯了前瞻性戰略籌劃的極端重要性。

　　其三，國際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作為世界各主要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相互關系的基本結構，國際戰略格局是國家戰略環境的總體框架，標示了世界主要力量的分布、組合與對比。19世紀以后，歐洲列強統治和影響著世界上廣大地區，從而形成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戰略格局。這一格局的特點就是幾個大國都想爭奪歐洲和世界霸權，于是，列強內部發生劇烈矛盾，結果引發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雅爾塔體制”形成美蘇主導的兩極國際戰略格局。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解體后，美國軍力和經濟膨脹到極點。但由于日本、德國、西歐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海灣戰爭之后美國的“單極”世界格局夢逐漸破產。幾百年間，雖然國際力量格局發生了幾次大的變化，但都是在西方世界內部范圍開展。如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力量顯著上升，這對西方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產生重大沖擊，從而導致國際力量加快分化組合，大國關系進入全方位角力的新階段。

　　世界范圍內正在發生的大變局，涉及大國綜合博弈、全球治理體系及國際戰略格局多維重塑，要應對這種大變局，就必須要有大戰略。畢竟，我國發展壯大正在成為推動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深刻調整的重要動因，我國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正在轉化為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我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建設等理念和倡議，正在引起國際社會熱烈響應。我國主導創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參與建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設立絲路基金等，正在體現我國在國際事務中制度性權力的增強。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們迫切需要有頂層設計的大戰略謀劃，這里的大戰略，就是要善于從政治、經濟、文化及軍事等綜合系統考慮戰爭問題，要善于從世界大格局演變中思考戰爭問題，要善于把戰爭問題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目標下來認識和籌劃，保持戰略清醒，增強戰略定力，處理好戰爭和政治的辯證關系。

　　微戰爭：大戰略時代的戰爭新面貌

　　籌劃和指導戰爭，必須把基點定準、把規律摸透、把局勢看清。當今時代，作為軍事發展中最活躍、最具革命性的因素，科學技術正在全面重塑現代戰爭體系。在國家安全大戰略系統中，軍事斗爭已被納入融經濟、文化及科技等為一體的綜合較量，布局戰爭已不能單單從軍事維度運籌，必須放在大戰略背景下通盤審視，從大體系較量的小端口切入，努力謀求戰爭與戰略的同步共振與匹配效應。當然，在尖端信息科技與戰略武器系統的支撐下，戰爭的時空特性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發現即摧毀的“秒殺”時代，軍事斗爭手段的這種革命性變化，也逐漸能支撐戰略目標的實現，再輔之以現代傳媒、經濟手段等策應配合，從而催生出與大戰略時代遙相呼應的微戰爭形態。近年來外軍所提出的“代理人戰爭”“影子戰爭”及“混合戰爭”等理論，就體現了這種戰爭新面貌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作戰規模可控、作戰力量精干、作戰效果彈性及作戰主體復合四個方面。

　　其一，作戰規模可控。實現戰爭的可控，一直是人類在戰爭不可避免時所追求的目標。傳統的做法，往往靠運用條約、協議等社會交往手段，力圖實現可控。如戰國時期，秦國為對付其他國家而采取連橫的辦法，遠交近攻，正是為了實現可控。兵家忌諱兩面作戰，多方迎敵，20世紀30年代，德國與蘇聯、蘇聯與日本先后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也是為了實現戰爭的可控。如今，現代戰爭的制勝機理已經發生新的變化。一方面，戰爭作為政治的繼續，這一原理不但沒有過時，反而表現得更加直接、更加鮮明。人類國際關系在歷經地緣政治關系、跨國經濟關系之后，已進入全球技術關系時代，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國家利益相互依存，軍事政治更加緊密，戰略層面上的相關性和整體性日益增強，政治因素對戰爭的影響和制約愈發突出，這使得實現戰爭的可控成為時代要求。另一方面，人類在科學技術上的進步，已經為戰爭可控提供了可能。精確制導武器、電子戰武器、模擬仿真手段及C4ISRK的出現，客觀上為可控性戰爭提供了物質技術條件。于是，在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學技術進步提供的可能條件雙重驅動下，人類迎來戰爭可控的微戰爭時代。

　　其二，作戰力量精干。在微戰爭時代，由于多重原因掣肘，未來戰爭中兩支軍隊大規模全面對抗的門檻已越來越高，打造小規模尖兵，“多而小”勝過“少而大”將越來越成為未來戰爭的制勝規則，類似于古羅馬軍團那種“多而小”的部隊戰勝各種規模對手的戰爭范例將不再是絕響。2010年3月，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刊登了美國著名軍事戰略專家約翰·阿爾奎拉的文章——《戰爭新規則——如何贏得未來戰爭》。阿爾奎拉結合美軍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實踐，對美軍部隊建設和軍事轉型提出批評意見，認為應對未來戰爭應遵循的三項基本原則之首就是要建設大量的小規模部隊。對微戰爭的這種趨勢，或許2001年年底在阿富汗的一幕具有標示意義：200名美軍特種兵變成“馬背上的戰士”，并最終打敗了塔利班和“基地”組織。這樣的小分隊能夠快速部署，并依托背后強大的體系作戰支撐給對手以致命打擊，真正體現了微戰爭的作戰力量精干化。

　　其三，作戰主體復合。在大戰略時代，國與國之間的較量除軍事領域之外，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都日漸成為主戰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每天都在悄然發生，戰爭已不再是傳統的軍方“自留地”，軍民之間的鴻溝正在被填平，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曾預言的“軍民融合”式戰爭日益走入現實，軍事對抗的作戰主體已由“軍人”轉向“軍民”。關于微戰爭形態作戰主體軍民復合的這一轉變，從本質上映射了作戰域的全維化趨勢。

　　其四，作戰效果疊加。在人類已往的戰爭中，作戰空間主要局限于自然空間，而微戰爭的作戰域則已拓展到“自然-技術-認知”復合空間，對壘雙方努力尋找對手作戰體系的軟肋，然后選擇適當的毀傷時機、攻擊方式、打擊節奏及特殊手段，進行精準作戰，通過軍事手段與非軍事手段的組合運用，在政治、經濟、信息、文化及軍事大戰略系統中，緣于“蝴蝶效應”的波次放大，作戰效果經過疊加，最終可能達到出乎意料的目的。這一點，我們從美軍頻頻在全球制造“潰瘍面”，進行軍事和非軍事行動干預中看到了；從俄羅斯果斷出兵敘利亞打擊極端恐怖勢力中也可以看到。此外，目前外軍有關“混合戰爭”“第四種戰爭”等相關理論探討，也揭示了這一趨勢性特點。

　　從根基上掌握強軍興軍主動權

　　隨著時代發展和國家安全環境變化，我軍職能使命不斷拓展。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我國安全和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堅持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持軍事斗爭準備的龍頭地位不動搖，全面提高信息化條件下威懾和實戰能力，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透徹認識大戰略時代微戰爭的特點規律，大力加強戰略層次籌劃，準確把握戰爭制勝機理，切實搞好戰略戰術協同，有助于我們從原點與根基上牢牢掌握強軍興軍的主動權。

　　其一，大力加強戰略頂層謀劃。當國防和軍隊建設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時，我們必須著眼國際戰略格局、國家安全形勢及戰爭形態演變的深刻變化，創新發展軍事戰略指導，把軍事力量建設和運用放在大戰略系統中，作為一個整體加以運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順應世界科技革命、產業革命、新軍事變革加速發展的趨勢。

　　其二，準確把握戰爭制勝機理。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信息化為核心的軍事革命不斷向縱深發展，促使現代戰爭制勝機理發生深刻變革。把握大戰略時代微戰爭的制勝機理，就需要牢牢抓住科技創新的牛鼻子，切實把握前沿科技發展對未來戰爭制勝機理的影響，如物理信息技術、生物信息技術及心理信息技術等前沿科技的發展動態，緊扣科技創新脈搏研究未來戰爭制勝機理，緊跟顛覆性技術創新未來戰爭軍事理論。尤其是要前瞻性地思考顛覆性技術發展對戰爭制勝機理的影響，通過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分析、預測、設計未來戰爭，確切把握未來作戰需求，將微戰爭與大戰略體系之間的連帶邏輯關系弄清楚，努力掌握未來戰爭的主動權。

　　其三，切實搞好戰略戰術協同。形式決定任務，戰略指導技術，國家安全需求引領軍事力量建設。應對大戰略時代的微戰爭挑戰，必須切實搞好戰略戰術協同。特別是面對科技進步、作戰樣式、作戰力量和手段的重大變化，籌劃和指導戰爭，既需要有軍事頭腦，也需要有政治頭腦，有關戰爭決策的時機、方式、程度等，都要服從于政治；要密切戰略戰術協同，善于從國家大戰略的層次，在統籌政治、經濟、科技、軍事及文化等綜合系統的基礎上，靈巧地掌控戰爭的運籌，既要重點加強對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指導，又要重視加強對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指導。最終讓戰略與戰術緊密耦合，真正實現戰術行動，戰略支撐；軍事行動，政治效果。

　　（“柯大文”系國防科技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筆名）

大戰略·微戰爭

圖文簡介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國與國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日益加深，國際力量對比總體朝著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世界范圍內正在發生的大變局，涉及大國綜合博弈、全球治理體系及國際戰略格局多維重塑，要應對這種大變局，就必須要有大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