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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造紙術是我國四大發明之一，在世界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紙是我國勞動人民長期經驗的積累和智慧的結晶，紙是用以書寫、印刷、繪畫或包裝等的片狀纖維制品。

據考古學家研究，西漢紙之前，也出現過一種特殊的紙——“草紙”。1991年8月15日，陜西省涇陽縣高家堡村西周時代的草制品“紙”。它類似于古埃及的“紙草紙”——草去皮擠壓后粘連而成，但纖維仍然保留自然排列次序并未分解的原始“紙”。這種古代造紙起源有重要價值的“紙”標本，主要是平鋪在西周銅簋的圈足下，作包裝用。

近半個世紀以來，甘肅天水放馬灘、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和敦煌甜水井漢懸泉郵驛遺址出土的西漢紙，以現存實物證實：西漢時期，造紙術已具雛形。西漢時期的麻質纖維紙紙質地粗糙，且數量少，成本高，不易普及。也可以說，這種紙并不是實際上不是紙，只是漂絲的副產品。

西漢紙最大的特點就是用來記字或畫畫。迄今為止，出土西漢紙的地區有十幾處，其中較著名的有以下幾處。

1933年，已故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淖爾地區發現了一片西漢中葉麻紙，部分學者投入到造紙術發明問題的研究中。這是一片麻紙，長約40厘米，寬約100厘米，紙面可清晰見到麻。黃文弼在同一遺址中發現有漢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的木簡；他由此推斷，此麻紙為西漢時期的文物，比“蔡侯紙”早了一個半世紀。麻紙是一種以黃麻、布頭、破履為主原料生產的強韌紙張。麻紙有多種，如白麻紙、黃麻紙、麻布紋紙、桑麻紙等，但主要分白、黃兩種。白麻紙潔白光滑，背面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質地細薄，堅韌。黃麻紙色略黃，稍粗糙，有的較白麻紙略厚。西漢時期，用于書寫的麻紙出現。

1942年，考古學家在甘肅額濟納河東岸查科爾帖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帶有7行50個字的“查科爾帖紙”。

1957年，在西安灞橋漢墓葬區灞橋磚瓦廠工地出土的“灞橋紙”。5月8日，灞橋磚瓦廠在取土時，發現丁一座西漢武帝時代的古墓，墓中一枚青銅鏡上，墊襯著幾層古紙。考古工作者細心地把粘附在銅鏡上的紙剔下來，大大小小共80多片，其中最大的一片長寬各約10厘米，專家們給它定名“灞橋紙”，現陳列在陜西歷史博物館。灞橋紙紙色暗黃，經化驗分析，原料主要是大麻，摻有少量苧麻。雖然質地還比較粗糙，表面也不夠平滑，但無疑是世界上最早的以植物纖維為原料的紙。西安灞橋紙紙質粗糙，沒有字，用來包裹隨葬銅鏡。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肅居延(今屬內蒙古)金水關西漢峰燧遺址中發現了著名的“金關紙”。據史學者載，“共二塊，其中之一經修復展開，長寬為12×19公分，色澤白凈，薄而勻，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質地細密堅韌，含微量細麻線頭。顯微觀察和化學鑒定，表明它只含大麻纖維。”同一處出土的竹簡年代是漢宣帝甘露年間(公元前52年)。這些情況表明，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在遙遠的邊塞已有了質量較高的紙。

1979年，考古學家在甘肅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發現西漢麻紙殘片，共5件8片。據同時出土的紀年簡考證，馬圈灣紙為西漢宣帝（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遺物。馬圈灣紙數量多、保存好、殘存面積大，最大的一片長32厘米，寬20厘米，紙質有粗、細之分，紙色有黃、白之別。馬圈灣紙已具備制造麻質纖維紙的基本要求和功能。

1986年，甘肅省天水放馬灘漢代墓葬區出土不規則碎片紙。這片紙放在死者胸部，因墓內積水受潮，約5.6 X 2.6厘米。放馬灘紙是一幅麻紙地圖，出土時黃色，現褪成黃間淺灰色，紙薄而平整軟滑，最重要之處在於上有用細黑線繪制的山、河流、道路等圖形，現存甘肅省博物館。這一發現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不僅為中國西漢時期已發明造紙術提供了實物證據，而且還無可辯駁地證明，西漢時期的紙已能用于書寫和制圖。同時，放馬灘紙也堪稱世界最早的紙繪地圖作品。

1990年，考古學家在甘肅敦煌甜水井漢代懸泉郵驛遺址發現簾紋明顯、寫有文字的“懸泉紙”。該遺址共出土紙張470余件,其中寫有文字的紙殘片10件,多為白色和黃色,時代從西漢武、昭帝始,經宣、元、成帝至東漢初。

據專家介紹，西漢勞動人民就知道，要造成一張中國式的植物纖維，一般都要經過剪切、漚煮、打漿、懸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這些操作，實際上與東漢時期蔡倫發明紙的步驟已經大致相同。紙雖然出現較早，但真正用于書寫和推廣使用是在蔡倫造出質地優良的“蔡候紙”之后。

西漢紙的出現，對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一，為蔡倫造紙作下鋪墊。第二，紙的發明、發展和應用，為印刷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承印和轉印材料；印刷術的誕生，是社會進步、文化事業發展得到了有力保障。第三，紙的發明，使文字的載體成本得到了大幅度的下降，知識在平民中的普及得以實現，從而極大的推動了世界科技、經濟的發展。第四，造紙術是中國在人類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上，所做出的一項十分寶貴的貢獻，是中國史上的一項重大的成就，對中國歷史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西漢紙是迄今所見世界上最早的紙片，它說明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二世紀。這一發現，對世界文化史都有極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