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年前的今天，因一個偶然的巧合，成為敦煌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

“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這段文字所描述的，是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箓在清理積沙時發現莫高窟藏經洞的經過。這間不足8平米的洞窟，在封存數百年后，得以重見天日。20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開啟了一門全球顯學“敦煌學”，也激蕩出中國歷經沉淪、憾恨而奮起、復興的恢宏變奏。

（一）

據后世統計，藏經洞內，封存了4至11世紀初的文獻、絹畫、紙畫、法器、各類文物5萬余件。**敦煌學大家季羨林曾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區。”**藏經洞內這批珍寶的歷史價值之重，可見一斑。

然而，珍寶現世后的遭遇，可謂令人痛心。英國探險家奧雷爾·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先后前來，他們精挑細選、或買或騙，帶走了藏經洞里最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精華。而那個發現藏經洞卻又坐視瑰寶流失的王道士，由此背負罵名。

1908年，伯希和路過北京，將敦煌文書之事并不隱瞞地告訴京師圖書館館長繆荃孫，后者只淡淡地記了一筆：“奇聞也”；次年，伯希和再度來京，攜五十幾件藏經洞文書，請羅振玉等中國學者觀看，羅振玉感嘆，這是“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面對學者們收集剩余文獻的請愿，清學部撥款6000兩，責成甘肅官府去辦，可這些錢大多被敦煌官府截留，只給了王道士300兩。隨后幾年，日本和俄國趕來的探險家以及重返敦煌的斯坦因，都沒有空手而歸。

敦煌文書的流散，到底應該歸咎于誰？有學者認為，“清末中國的學者是書齋中的士大夫，完全沒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樣的學術敏感，也沒有任何專業考古學的訓練，所以敦煌寶藏的流失是那個時代的必然結果。”

（二）

文載于物，神韻綿延。文物，是一個國家歷史進程的見證，其命運同樣折射著國運的興衰。

在曾經風雨如晦、積貧積弱的年代，中國在堅船利炮下門戶洞開、四分五裂，億萬民眾如浮萍飄搖、命若草芥，文明與文物如何能免于蒙難？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今天，在全球47個國家200多座博物館里存放著大約167萬件中國文物，僅英國博物館就有23000多件。而境外民間收藏中國文物是館藏數量的10倍之多。

**除了莫高窟藏經洞被搬空、圓明園珍寶被掠走，還有太多扎心的歷史段落。**比如，開鑿于北朝東魏至隋唐時期的天龍山石窟，是中原地區極具代表性的佛教石窟。20世紀初，日本建筑學家關野貞來華考察，尋訪天龍山石窟遺址并回國發表報告。此后，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學者紛至沓來，一尊尊完好的菩薩像被盜鑿、被切割，繼而被粗暴拉出天龍山，最終落得身首異處。

《女史箴圖》唐摹本、昭陵二駿、唐鴻臚井刻石……所列不過滄海一粟。每一件流失海外的珍寶，都凝聚著千年傳承的智慧結晶，都是中華民族不應遺失的珍貴記憶。如果顛沛流離的文物會說話，那聲聲呼喚必定響徹云霄——“待我回家，帶我回家。”

（三）

文物光華，驚艷世界，一念在茲，萬山無阻。

“文物只有在原生地展示，才最有尊嚴。如果像孤魂野鬼一樣流失海外，就沒有尊嚴。”為了迎回流失國寶，從民間到政府，多年想方設法、積極行動。

從歷史上看，中國文物大致是通過5種渠道流落海外的：其一，正常的貿易或饋贈；其二，由移居國外的華僑帶出；其三，戰爭劫掠；其四，非法發掘、偷盜，包括私自盜掘古墓、古遺址，盜鑿石窟內雕像等；其五，以低價騙取。

凡屬正常往來，不在追究之列。而后三者，則理當訴諸國際法律追索討還，或從道義上提出有條件歸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中國政府通過多種方式依法堅定追索流失文物，已經先后促成了300多批次、15萬多件流失文物回國。

“1970年公約”及“1995年公約”分別對于國家或代表國家的機構、相關自然人（法人）的歸還義務作出了規定，這是目前國際社會上追索流失海外文物應用范圍最廣泛、認可程度最高、影響力也最大的公約。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某些國家的沉默應對仍是巨大的現實阻礙。

今年5月的國際博物館日，目前出土的唯一戰國帛書——子彈庫帛書第二、三卷，結束在美國79載羈旅，回歸故土。這是我國就歷史上流失文物啟動主動追索的首個成功案例。每有國寶歸家，輿論場上總會回蕩起深沉的思緒，那是對文明瑰寶的痛惜，是歷史傷痕的不堪回首，更是堅定向前的決心和意志。

（四）

文物是有生命的。

按照自然規律，所有石窟最終都將消失不見。但那些心懷熱愛、肩負使命的人，努力傳承著保護文化的責任，讓莫高窟藏經洞為更多人所識。

在巴黎留學時被伯希和所編的《敦煌石窟圖錄》深深震撼的常書鴻，成為1944年成立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長，開啟了機構性保護莫高窟的道路。此后，遺留的彩塑和壁畫再沒有遭受大量偷盜。

**在地處偏遠、經濟落后的沙漠之城，生活條件之艱苦可以想見，但莫高窟的壁畫穿越了歷史的美，以一種純粹的方式感染和支撐著每一代研究人員。**現場考察、研究技術、修復壁畫，日復一日，幫助文物恢復往昔光彩。20世紀，敦煌研究院歷經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三任院長，更預見性地為敦煌培養了一批人才，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堅力量。

有人引領，有人接班。有人老去，有人年輕。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已發展到200余人，他們守護著現存的735個洞窟、4.5萬多平方米壁畫、2400余尊彩塑，以文字、測繪圖和照片三種方式為洞窟做“二十四史”，讀透洞窟的每個細節；以新技術開鑿 “數字藏經洞”，打造出沉浸式場景，讓每一塊斑駁，每一處刮痕都無比清晰，讓歷史的印跡得以永存。

（五）

從無奈痛失，到精心守護，莫高窟藏經洞的遭遇，正是中華大地上一眾文物的縮影。

泱泱中華，博大精深。59項世界遺產、76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1.08億件/套國有可移動文物……將它們保護好利用好，是當代中國人的重要一課。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博物館接待觀眾超14億人次。“網紅”博物館、“網紅”文物頻頻涌現，文博場館“地標效應”凸顯，“為一館赴一城”成為旅游新風尚……“文博熱”的本質，是刻在國人骨子里的歷史向往與文化熱愛。越來越多人走進博物館，就是回到歷史“現場”，見證著文化自信的悄然復興。

從文物，見國運。國力衰微之時，歷史珍寶慘遭劫難；今天，我們迎回失散的珍寶，珍視祖先的饋贈，也用全新的方式講述東方故事。一晃百余年，在文物的生命中或許只是一瞬，但這般歷史性的轉變，其意義已足夠深遠。

運脈牽連，興者襄見。文物珍寶和當代中國的我們，還將共同見證更堅定的熱愛與守護，更燦爛的發展與復興。

來源: 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