觚是早期中國出現的一個重要器型，在古代文化和藝術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視。《考工記·梓人》道：“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爵和觚是酒器的基本組合，第一輪敬酒稱“獻”為爵一升，回敬稱“酬”為觚三升。爵是飲酒器，觚除了飲酒功能外可能還兼具溫酒、灌酒的多重功能。

觚最早出現于新石器時期，以陶觚為主。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陶觚，紅陶、灰陶、彩陶都有出現。良渚文化遺址則出土了漆觚，用整塊木頭鑿制而成木胎，表面髹朱漆。此時觚的造型已與商周時期的青銅觚十分相似。

觚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銅觚，功能為禮器和酒器，在祭祀、宴飲等場合中使用。器型特點為喇叭形口、喇叭形底、束腰，常見饕餮紋、聯珠紋、弦紋、蕉葉紋等浮雕圖案裝飾。到了殷商后期，觚口大外張，不再適宜飲酒，轉為專屬禮器。觚在西周漸衰，至西周中期后極為罕見。春秋時期的孔子在《論語·雍也》中感嘆：“觚不觚，觚哉！觚哉！”即是借觚的革變來表達對社會“禮崩樂壞”的嘆惋。

宋代金石之學盛行，觚之名實即確立自宋人。宋代呂大臨在《考古圖》中正式將其定名為觚。在宋代尚古風潮的影響下，觚得以復興。因夏商周三代古器物稀有難得，宋代大量仿制銅觚。宋代制瓷業發達，五大名窯確立，開始仿青銅觚而制作瓷質觚。仿銅式觚、貫耳式觚、海棠式觚等創新花觚造型也相繼出現，逐漸脫離青銅器觚而成為獨立的瓷器品類。隨著宋代文人的美學影響日益深入，觚已逐漸轉變為陳設觀賞器和日用花器，進入生活場景。出土于杭州老虎洞窯址的南宋修內司官窯花觚，高21.5厘米、口徑13.7厘米、足徑8.0厘米，敞口、長頸、束腰、圈足，造型清秀，釉色粉青，玉質開片，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官窯瓷觚。南宋陳清波的畫作《瑤臺步月圖》中，幾案上置花觚插一枝金桂，渲染了仕女秋季賞月的風雅之景。時人喜用銅觚插花，除了金石風尚、美學觀念影響外，還因古銅器適宜養花。南宋趙希鵠《洞天清錄》中記載：“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銅器儲水釋放銅元素，增強花卉的生長發育。同時，古銅器表面生成的銅綠具有殺蟲、殺菌和防腐作用，能夠延長花卉的保鮮期，使瓶中之水不易變質。

明代延續了宋人的尚古之風，觚也被文人雅士們所追捧，稱其為“花觚”“美人觚”，用以陳設、插花、清供。明代張岱《陶庵夢憶》中載：“河南為銅藪，所得銅器盈數車，美人觚一種，大小十五六玫。”“美人觚”特指細腰撇口、形態纖美的觚，反映了時人對觚的審美趣味。明代鑒藏家張德謙在《瓶花譜》品瓶一節中論：“銅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曰罍，曰觚，曰壺，古人原用貯酒，今取以插花，極似合宜。”概括了觚功能的時代轉變以及文人間的博古風尚。明代文人袁宏道在《瓶史》器具一節中寫道：“嘗見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謂花之金屋。”袁宏道將舊觚定位為“花之金屋”，功能上以插花為用，地位上評為花器之至高格調，可見觚在明代所受到的追捧。明四家之一的仇英在《漢宮春曉》圖中，繪制了四件青銅觚，作為陳設擺件來裝飾空間，華麗雅致，同樣反映了明代鑒古風氣以及對觚的玩賞偏愛。在其《人物故事圖冊·竹院品古圖》中，描繪了時人鑒古的場景，其中兩件青銅觚，為商代風格，裝飾厚重。其中一件觚中插朱紅色珊瑚，華麗莊嚴。明代畫家陳洪綬以高古奇駭的人物畫著稱，在繪畫中常繪器物花卉來隱喻人物敦古好雅的品格，寄意言志。觚便時常出現于其畫面中。《玩菊圖》中繪陶淵明賞菊，簡約造型的素色瓷觚中插一枝寒菊搭配寥寥紅葉，寓意其清淡無為的隱逸思想。《痛飲讀騷圖》中繪一敞口撇足、造型夸張、砂斑垤起的青翠銅觚，插一枝椏曲折的白梅配竹葉一簇，格調高雅曠古。

清代，觚的器型品類變化多樣，釉彩工藝更加豐富，成為一款普及性的陳設器物和插花器皿。清代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中寫道：“花觚：口大腹小者，謂之花觚。明制者身段直下，絕無波折；康熙以后，則腰際凸起，略如香案中插花之具矣。康仿明制，粗五彩花者為多，于粗率中更見老橫。至乾、嘉，則有鏤金錯采、錦堆成片者。有一種口絕侈而身甚瘦，直下無曲折，而身際盤有凸螭一條者，系素三彩，乾、嘉均有之，仿制者尤多。”現存清康熙青花纏枝紋花觚，腰線更加平直，纏枝紋滿鋪，是清代典型風格的花觚類型之一。清乾隆時期一件五彩花觚，造型中部隆起加大，紋飾繁復，釉色明艷，如佳人亭亭，更添秀氣。掐絲琺瑯、琉璃、粉彩等多種工藝制作的花觚均有出現。清代清供主題繪畫流行，存世大量作品，畫中常以觚入畫，花觚此時已逐漸融入世俗文化。 劉靜

來源: 江蘇科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