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急劇下降的今天，生態陷阱（Ecological Traps）和進化陷阱（Evolutionary Traps）成為生態學研究中的關鍵概念。生態陷阱是指環境發生變化，動物依舊根據舊經驗做決策，最終生存失敗。例如，鳥類被玻璃建筑反射的天空所迷惑而撞擊致死，昆蟲被路燈吸引而暴露于捕食者之下。進化陷阱則指演化賦予動物生存本能，這種本能卻在新環境中成為致命負擔。這類現象雖然不為人熟知，卻正在悄然影響全球野生動物的行為、分布乃至生存前景。

在眾多受影響的物種中，蝙蝠由于具有獨特的生態與行為特征，成為研究生態陷阱的理想對象。蝙蝠廣泛分布于全球各地，種類超過1400種，承擔著傳粉、種子傳播和昆蟲控制等關鍵生態功能。然而，蝙蝠對環境的高度依賴使得其在遭遇人類制造的“偽優質”環境時，非常容易被誤導進入低質量甚至危險的棲息地。

Graphical abstract, 來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6320725001478

在這一背景下，“海洋與濕地”*（OceanWetlands）*小編注意到，Krizler C. Tanalgo 等人在2025年3月25日于《生物保護》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發表了一項開創性的研究《蝙蝠對生態和進化陷阱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 of bats to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traps）。該研究在全球尺度系統性評估蝙蝠易感生態陷阱與進化陷阱的風險，揭示了促使蝙蝠誤入人類環境陷阱的關鍵生態特征。這項研究不僅填補了理論空白，也為城市生態規劃與野生動物保護提供了重要啟示。

生態陷阱的核心在于影響動物對環境線索（Environmental Cues）的感知與判斷機制。許多物種經過長期演化積累了對“優質環境”識別能力，比如偏好開闊地、食源密集區域或高溫避風的棲息地。與鳥類、昆蟲等物種相比，蝙蝠在生態陷阱研究中長期被低估。但正是蝙蝠的這些本事——夜間活動、回聲定位、高空飛行使其成為極易誤入陷阱的類群。人類活動并不總是直接摧毀環境，大多數時候改變環境內在而保留“外殼”。對蝙蝠來講，這種“看起來像適宜的地方”，卻是導致生存失敗的情境。燈光吸引蝙蝠覓食，但在城市中卻帶來更高的碰撞風險，光污染還會減少蝙蝠的覓食活動；農田看似資源豐富，實則昆蟲匱乏、化學污染嚴重——這些原本被蝙蝠識別為“優質棲息地”的環境，被人類改造后，保留了外在特征，卻失去了真正的生態價值，演變為致命的生態陷阱。蝙蝠依賴進化賦予的本能做出選擇，卻在現代世界中被誤導走向錯誤的方向，這正是生態陷阱的隱蔽性與危險性所在。

為什么這些蝙蝠會被“偽信號”騙到？答案就在于它們太依賴演化帶來的“經驗主義”。蝙蝠進化出了高度復雜的回聲定位系統和行為模式，這些能力在過去的百萬年中讓它們成為夜空的霸主。但如今，環境變化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它們的適應速度。就像一個經驗老道的旅行者，如果地圖標錯了路口，他反而更可能自信滿滿地走向錯誤方向。聚群的蝙蝠往往“集體行動”，一旦某個群體被誘導至錯誤地點，后果是“成批失敗“。

研究人員采用文獻計量與與生態統計建模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Google Scholar和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檢索了近20年關于“蝙蝠+生態陷阱或進化陷阱”的所有已發表文獻。最終篩選出486篇高質量研究，涵蓋64個國家、涉及318種蝙蝠，構成了全球最系統的EETs數據集。在使用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LMM），將物種是否易受陷阱影響作為響應變量，生態特征作為解釋變量后，將控制地理區位作為隨機效應因素。最后的研究發現令人震驚：在目前已知的蝙蝠物種中，約有24%的物種曾被觀察到受到EETs的潛在影響。其中，城市化是最常見的陷阱誘因，影響了至少66%的案例，其次為能源開發（37%）、農業（25%）與工業設施（25%）。

全球不同國家蝙蝠陷阱記錄的分布和所處的環境類型（如城市化、農業、能源開發等）,Krizler C. Tanalgo, Kier C. Dela Cruz, Danilo Russo, Susceptibility of Bats to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Trap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ume 305, 2025, 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25.111110.

從物種特征來看，研究顛覆了一個普遍的直覺假設——被認定為“非瀕危”的蝙蝠反而更容易陷入陷阱，即分布廣泛、食性多樣、體型較大、常常聚集的蝙蝠，更容易“中招”。為什么？因為他們“太適應”人類世界了。城市化讓這類蝙蝠頻繁接觸人類活動區域，夜間的燈光、人工建筑、農業景觀……這些新線索成為了蝙蝠的行為指引，而一旦這些線索是“偽優質”的，就形成了陷阱。

研究過程中，科學家將生態陷阱按機制分為三類：

  1. 吸引型陷阱：原本吸引蝙蝠的信號變得危險（如燈光、蟲源、氣味）；2. 退化型陷阱：蝙蝠原本喜愛的地方被破壞（如建筑擾動、棲息地消失）；3. 復合型陷阱：前兩者同時存在，形成雙重打擊。
    從蝙蝠自身的行為來看，“覓食+通勤”這一組合行為最容易出事，占到所有陷阱記錄的59%。也就是說，在它們飛來飛去、捕食蟲子、回巢哺育幼崽的途中，危險無處不在。比如，一只在水泥城市中生活的蝙蝠，可能在夜間燈光誘惑下飛行，撞上玻璃墻、被車輛擊中，或因食源聚集過度暴露在捕食者下。

盡管蝙蝠已被納入多項野生動物保護議程，但這項研究提醒我們，當前的保護策略仍存在明顯的盲點。許多保護資源仍傾向集中于瀕危蝙蝠種群，而忽視了那些廣泛分布、生態適應力強的“非瀕?！彬?。研究表明，這些物種頻繁與人類環境接觸，更容易受到生態陷阱的誤導，卻缺乏足夠的保護關注。現有措施多聚焦于棲息地建設或種群數量監測，缺乏對行為風險與環境互動的系統識別，導致一些看似“友好”的城市綠地、夜間燈光景觀、人工建筑成為隱形殺手。一些保護干預仍以傳統“保護區思維”為主，忽視了城市、農業和能源開發區等高人類活動強度地區的潛在風險分布，造成資源配置上的錯位。

因此，未來的蝙蝠保護策略亟需從“物種中心”走向“風險中心”。這意味著不僅要看一個物種是否瀕危，更要關注它是否暴露于陷阱環境中，是否具備高行為敏感性和誤導風險。從實踐上看，可通過引入陷阱風險建模、推動行為生態導向的城市設計、改進風電與基礎設施布局，以及加強對廣布型物種的監測，來提升保護干預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同時，公眾參與和生態意識的轉變也尤為重要，讓更多人理解“不是所有綠色都等于安全”，避免在好心的“綠化”中反而誤導了野生動物。

這項研究不僅對蝙蝠具有指導意義，也為保護其他高度依賴環境線索的動物類群提供了新思路。候鳥、昆蟲、兩棲動物、魚類等物種，同樣可能因人類改變光照、氣味、水流、地形等環境信號而誤判棲息地，陷入進化陷阱。候鳥在遷徙過程中可能被城市燈光引導偏離航線；昆蟲被燈源吸引卻無法完成繁殖；青蛙和蟾蜍對人造噪音或濕地仿建區域產生錯誤判斷，延誤繁殖時間；而一些魚類在河道整治后“讀不懂”水流走向，從而錯過產卵場所。這些問題的共通點在于：我們改變了環境的物理結構與信息線索，但動物還在用舊的“感知系統”做判斷。

因此，未來的野生動物保護，不應僅停留在“增加生境面積”或“擴大種群數量”的層面，更應深入理解動物如何“感知世界”，并盡力減少我們人為建構的信息誤導。真正有效的共生，不僅在于給它們空間，更在于不給它們錯的方向。這是一種更具生態敏感性的保護觀，也是一種對多物種共處邏輯的更新認知。

資訊源 | Krizler C. Tanalgo. etc (2025)
文 | 王茜

指導老師 | Samantha, Linda

排版 | WX

參考鏈接略

來源: 海洋與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