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即便對中華文化一無所知，但當他第一次面對北京中軸線時一定會感受到別樣的震撼。這條中軸線長達7.8千米，南起永定門，北達鐘鼓樓，穿過正陽門、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神武門，天壇、先農壇、太廟、社稷壇等明清時期最重要的禮制建筑對稱狀分布在中軸線兩邊，而端坐在這條中軸線中間的，則是君臨天下的天子所居——紫禁城，即今天的故宮。自元朝大都初建以來，中軸線就始終是北京這座巨大城市中最為顯眼的部分。那么，中國聚邑、都城建造以中為軸的傳統來源于何時？我們不妨從中國聚落的發展史來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因聚而有中

不難想象的是，人類的聚落形態和其他人類文化要素一樣，都是從無到有、從混亂到秩序、從粗放到精致的。約9000年前，一群可能來自淮河流域的農夫開始在彼時尚溫暖濕潤的舞陽賈湖建立自己的聚落，這也是中國境內時代較早的聚落之一。此時的聚落雖已萌芽，但尚處于“自發生長”狀態，并不存在統一的規劃，尚處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底層——滿足最基礎生存需要階段，自然更不可能體現“中軸線”這樣復雜抽象的概念。

隨著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定居人口不斷增多，聚落也隨之擴大。姜寨遺址為我們提供了早期聚落規劃的絕佳案例。姜寨遺址位于西安市臨潼區臨河的一塊階地上，在距今約7000年前的仰韶時代早期便建立起來。遺址面積約1.8萬平方米（已發掘約1.7萬平方米），被清晰地分為居住區、墓葬區和陶窯區三部分，居住區外環繞著環壕，環壕東段有兩個缺口，表明此處可能是村寨大門所在，在大門外是姜寨的墓葬區，墓葬區與居住區距離雖近，卻被壕溝刻意隔開，明確的功能分區表明姜寨居民已經開始對自己的家園開展了初步規劃。

在居住區中陸續發掘出100余座房址，其中大部分與賈湖遺址所見的小型半地穴式房屋類似；人們還發現一些面積可達20—40平方米的中型房屋，其中出土的陶器和石器在較小房子中更多，這些中型房屋往往被一群小房子環繞；大房子共發現5座，面積最大的能達到124平方米，又遠遠大于中型房屋，房屋內有灶臺、火塘和土床，但仍然顯得極為空曠，大房子又是一群中、小房屋的中心，每個以大房子為中心的建筑群之間又相對空曠，顯然存在看不見的界限；這些所有房屋的門幾乎都朝向村落中心處的大型空地，這片平坦而空曠的空地面積達4000平方米，因此被稱為“中心廣場”。由此，姜寨遺址中的眾多房屋構成一個由小房子—中型建筑—大房子—中心廣場組成的多層結構。學界認為，姜寨的小房子可能即是構成整個聚落的最基本單元——家庭所居；數個血緣相近的家庭構成一個血緣家族，中型建筑可能就是血緣家族所共有，特別是中型建筑旁還發現不少貯藏糧食的窖穴，推測家族內的食物可能由住在中型房子里的族長分配，中型房子也可能是家族聚餐的場所；大房子則是數個血緣家族形成的宗族舉行公共活動的場所，宗族內的重要事項由族長們在大房屋內決定；多個宗族共同構成整個姜寨村落，中心廣場就是為這些宗族成員開展更加大型的公共活動而建。姜寨家庭—家族—宗族—村落的多級社會結構使這個7000多年前的小村莊擁有了清晰的聚落規劃，“中點”在這一規劃中有意無意地被凸顯，這種自發形成的向心結構與過去雜亂無章的規劃空間利用率相比自然高出不少。

中型建筑在小房子中間，大房子在中小房子中間，廣場又在整個聚落中間，這些成為空間“中點”的建筑無一例外都承擔著一定的公共職能，這也暗示中國古代聚落建設執著“求中”最初的緣起。

建中立極

隨著農業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的復雜程度逐漸提高，聚落之間不再孤立發展，在突破環壕的界限之后，姜寨這種對“中”的強調開始抽象化，成為某種信仰的一部分。雙槐樹遺址位于河南省鞏義市，是一處仰韶文化晚期遺址，遺址面積達到驚人的117萬平方米，是同時代中原地區面積最大的聚落，遺址外圍環繞著三圈規模龐大的環壕，環壕中心是總面積約53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群，建筑群建在2米高的夯土臺基上。挖掘三重環壕所需的工程量在那個年代堪稱巨大，是需要組織成百上千人長期勞作共同完成的“超級工程”，聚落中心的大型夯土臺基也不是普通聚落能夠負擔的。學者們推測，在雙槐樹遺址興建的年代，中原地區星羅棋布的仰韶文化聚落可能已經不再孤立發展，它們共同組成一個以相似文化聯系起來的古國，規模宏大的雙槐樹遺址便是這個古國的心臟。更進一步說，學者認為雙槐樹遺址外圍的三層巨型環壕、建筑地下刻意埋藏的“北斗九星”陶罐、豬與鹿的遺骸均顯示了強烈的象征意味，與傳統天文歷法關系密切，雙槐樹遺址本身更可以看作一張抽象化的“星圖”，三重環壕象征太陽在二分二至日往來運行的“三衡”，“北斗九星”、豬、鹿象征天官星座，而整個遺址核心那片規模超群、建造精良的建筑群也就象征著天穹中央天帝所居的“天極”，其中居住的自然是與天帝對應的人間帝王。

從雙槐樹的發現可知，當歷史演進到仰韶時代晚期，聚落的“中點”已經被賦予了神圣的意義，這一意義固然是從類似姜寨遺址中心廣場那樣的公共空間中演進而來的，但是已脫離公共屬性，在與當時最重要的天文歷法知識結合后為少數統治者所占據，其精神屬性與王者的世俗權威共振，成為早期古國信仰體系的重要部分。這一傳統可能在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在后來數千年歷史中得到延續。

仰韶社會的發展在南佐遺址達到頂峰，“中”與權威的聯系也在這座遺址中得到史無前例的強調。南佐遺址位于甘肅慶陽董志塬上，2021年來的大規模發掘讓人們驚嘆于這座遺址的宏偉壯麗，這座興盛于5100—4700年前的遺址由外環壕所捍衛，壕內總面積達到令人咋舌的600萬平方米，是同時代中國已知最大的聚落，遺址核心區由大型夯土建筑群和9座巨大的土臺構成，形成一個開口朝向東南的巨大倒“U”型。夯土建筑群又稱“宮城”，位于“U”型中部偏北位置，是一個面積接近3700平方米的長方形院落，外圍環繞高2米的夯土圍墻，主建筑F1位于這一院落的中央，由“前廳”和“殿堂”兩部分組成，室內面積約580平方米，在當時可以說蔚為壯觀，其中還發現精美的白陶、彩陶、綠松石器，顯然是整個聚落中等級最高的王者居住的宮殿。后堂中央是一個直徑約3.2平方米的巨大火塘，這一火塘與F1的正門、院落“宮門”處于同一直線上，而這條直線不僅成為夯土建筑群的中軸線，也成為整個倒U型遺址核心區的中軸線，其北端正好是9座巨型土臺中最靠北的一座，其余8座土臺則以之為軸大體左右對稱，雖然整個南佐遺址的布局尚未完全揭露，但光是宮殿與9臺構成的按中軸線對稱的布局就足以刷新人們對這個時代的認知，它是我國已知最早采用此類布局的大型都邑遺址。雖然南佐的這一形制與后來成熟的以中軸線展開的都邑相比仍顯原始，但也為這種以中軸線都邑規劃的方式找到了較早的源頭。

“求中”與“棄中”

鄭州商城由內城和外城共同構成，內城大體呈東北角略斜的長方形，城墻周長約7千米，墻厚20—30米，采用夯筑法建成，至今仍可在鄭州市內看到高出地面4—5米的城墻殘跡，可見其巍峨雄壯。外城城墻保存程度差得多，目前已知部分大多在內城的西側和南側，現存已探明長度超過6千米。據專家計算，其總面積達到驚人的13平方千米，不僅比二里頭古城規模更大，也比此前華夏大陸上出現過的任何一個人類聚落都要大。由于商都所在的鄭州歷史上多次大規模城建，特別是近代成為河南省省會后城市迅速發展，因此大量商代遺存被疊壓在城市地下難以發掘，目前僅知大型夯土建筑——即宮殿區集中分布于內城東北，地勢較高。這一規劃看似打破了夏代前數千年逐漸形成的“求中”傳統，可能是商人吸取了夏人疏于首都防范而失天下的教訓，因此為城防而放棄了將宮城置于城中央。但近年來也有學者指出，鄭州商城內城南、北城墻上的城門開口基本位于城墻中點，而東西城墻上在墻體上的缺口都正好可以將城墻分為三段。也就是說，東西城墻上各有兩個城門，其分布顯然經過刻意的規劃。如此一來，鄭州商城內城就是在南北城墻正中各開一個城門，東西城墻上又等距開兩個城門，這種布局與《考工記·匠人營國》中“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的理想布局已頗為相似，特別是將南北二門連接起來，此時“經”正好從王都正中貫穿，正是一條中軸線，東西四門連接而成的“緯”又正好以中軸對稱鋪開，可惜目前尚未發現這類大路，但從古代城門與道路的關系來推測，這種布局存在的可能性不小。

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偃師商城的布局上得到佐證。作為與鄭州商城幾乎同時開始建造的大型城池，雖然商王朝建起偃師商城可能主要出于軍事目的，但其建城思路仍體現了對“中點”和“中軸線”的重視。偃師商城由宮城、小城和大城組成，其中宮城與小城建造時間較早，大城到早商中晚期才依小城城墻建立起來，因此宮城與小城的建造最能體現偃師商城起始階段的規劃思路。小城略呈長方形，其南城墻正中開有一個城門，宮城亦大體呈長方形，位于小城中部偏南，宮城中線與小城南門都正好位于小城中軸線上，甚至由城外向宮城內池苑引水的“幾”字形水道也基本沿這條中軸線對稱，可見商王朝的統治者們不僅知道中軸線，也重視在建城時規劃中軸線，只是充分考慮地利因素后，在一些方面有所取舍。

理想與現實

取商代之的周王朝更是一個崇尚秩序和規范的新王朝，后來讓儒生心向往之的周禮雖然大多構建于后代，其中卻有不少要素源自西周。周原遺址位于今陜西省寶雞岐山、扶風兩地交界處，是岐山山前一片肥沃的平原，總面積達36平方千米，這里正是周王朝的發源地，姬周正是以此為基地歷經四代君主由小而大并一舉滅商入主中原的。周王朝建立后，周原的地位也并未下降，何尊、大小盂鼎、散氏盤、史墻盤等大量青銅器密集出土于周原，表明終西周一朝，周原都是周王朝最為繁榮、等級最高的都邑之一。20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岐山鳳雛村發現一批西周時期的高等級建筑基址，即著名的鳳雛遺址群，其中鳳雛甲組建筑、乙組建筑、三號建筑等西周建筑基址規模宏大、建造考究，特別是鳳雛甲組建筑基址中還出土了西周王室祭祀占卜使用的帶字甲骨，即“周原甲骨”，因此鳳雛建筑群被認為是直屬于周王室的宮殿和宗廟建筑群。近年來，周原考古隊又在周原遺址發現一大一小兩座城池，小城建于商末周初，沿用至兩周之交，大城建于西周晚期，也在兩周之交后廢棄。小城大體呈規整的長方形，南北長1065米，東西寬1480米，城內面積約175萬平方米，其建造應當可以與姬周一族的崛起相呼應。而在周原小城發現后，學者們發現鳳雛建筑群正大體位于小城北部，并位于南北中軸線上，坐北而朝南，與后世的建城理念不無相合。周原大城約在西周晚期借小城的北、西墻建造而成，造型亦為較為規整的長方形，城內面積約520萬平方米。目前，大城東門已經發掘，這是一處由外甕城、門道和臺城組成的復雜建筑，其防御功能顯著，考古工作者也在門道內發現紅燒土渣土、青銅器殘片等遺存，表明此處曾設有木質設施，卻遭大火焚毀。種種跡象表明，修筑大城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周原都邑的腹地，這從側面反映到西周晚期，周人的“龍興之地”周原已不再安全，新建大城后，周原都邑原本的格局也不再存在，周人固然重視禮制，但也不得不屈從于現實。

綜合這些發現，我們不難推測，在商末周初，羽翼豐滿的姬周一族在周原按照“建中立極”的原則建立了宗廟宮殿與周原小城。而在西周晚期，隨著西北犬戎熾盛，關中平原屢遭滋擾，敵人的兵鋒甚至多次直指王朝的腹心之地，因此周王朝才決定在小城之外修筑大城以加強防衛。將商、西周兩代的筑城史串聯起來不難發現，在中國青銅文明的極盛期，建中立極的筑城規劃思路已經成為王朝統治者的共識。

然而，人的力量總歸有限，都城的政治功能固然重要，但是在山川走勢、防衛需求、敵方壓力、水源補給這些剛性條件面前，也只能居于次席。在王朝時代來臨之前，石家河、石峁、陶寺等位于高原或丘陵地區的巨無霸城邦都未曾以“求中”貫徹城建；在王朝時代來臨后，對“中”的強調體現在二里頭古城、鄭州商城、洹北商城、周原都邑的規劃建設之中，卻因種種困難而難以長期維持，甚至在殷墟的例子中，這種理想規劃則干脆被放棄。在兩周之際的天下擾攘之后，至高無上的周天子王權旁落，天下諸侯爭霸而征戰不休。此時各國的都城建筑都更加考慮實用性，居險要地勢而建的高城堅池成為主流，建造過分強調形式的《考工記》式國都既無能力、亦無必要。“建中立極”的理想在此時顯然也是難以實現的，只能留待后世更加強大的王朝去實現。

來源: 國家人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