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是我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是利用水道調運公糧的專業運輸，歷代視為“歲貢之命脈”。

陜西關中地區久為帝都王畿，雖陸路交通四通八達，但在古代陸路運輸比較困難。彼時，供給京師的糧食、物資和各地的貢賦，就主要依靠水路運輸。

1.渭河漕運

關于渭河漕運的記載，最早見于《左傳》。僖公十三年，晉國遇到災荒，五谷不收。晉惠公向秦國求救。秦穆公派出大量船只運載萬斛糧食，由秦都雍城出發，沿渭水東下五百里，渡過黃河后再改山西汾河北上，直達晉都絳城，史稱“泛舟之役”。秦始皇統一六國，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長途調運糧食，從此，漕運成了關中糧食運輸的主要方式。

秦漢統一天下，均建都關中。當年漢高祖劉邦選擇國都，張良強調：“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張良在此重點強調了渭河漕運的重要意義。

隋唐時期，由于都城規模的空前擴大，為解決京師浩繁的需費及西北邊境兵糧的轉輸，統治者對渭河水運極為重視。隋朝開國不久，文帝即于開皇三年（583年）下詔整治河渭水運，沿途設置糧倉，以轉相灌注。唐代亦在高宗、中宗、玄宗時期，多次調撥民工，在三門峽鑿石修道，解決河渭水運中的困難。

**2.**關中三百里漕渠

漕渠示意圖

西漢和隋唐，是關中漕運事業發展的興盛時期。當時，國都長安人口不斷增加，關中糧食收不敷支，需要漕運東南粟米彌補不足，渭河雖是關中主要的漕運線，但渭河迂曲，從長安至黃河，流長竟達九百余里，且“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

為彌補渭河水運的不足，從西漢時期開始開鑿漕渠，發展漕運。隋唐兩代又多次整修渠道，開拓運線，沿途建倉，增加運量。

關中漕渠和漕運路線的形成與發展，大體經歷了開鑿、重開、治理、疏通等幾個階段。

漕渠始建于西漢武帝時期。當時，絲綢之路開通，社會經濟繁榮，國勢日益強大，依靠渭河向國都運輸糧食已無法滿足需要。大司農鄭當時提出：“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九百余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從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而罷，而渠下民田萬余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谷?！睗h武帝采納這一建議，命齊人水工徐伯主持，動員兵卒數萬人開挖漕渠，歷時三年開鑿完成。

西漢關中漕渠，西起漢長安城西南的昆明池，向東納渭、浐、灞諸水，依山傍渭，直通黃河，全長300多里。漕渠開通后，效益顯著，漕運量大幅提高，長安每年漕糧數量便由漢初的數十萬石增加到400萬至600萬石。同時運輸時間縮短大半，加強了關中平原與中原地區、江淮地區的交流與溝通，同時兼具農業灌溉功能，促進了灌區糧食產量的增產，“益肥關中之地”。

大約到西漢末年，關中漕渠便日漸淤塞，難以使用。

秦漢關中水利圖

隋代是漕運發展的極盛時期。文帝開皇四年（584年），經柱國于仲文建議，決定重新開鑿關中漕渠，改引渭水，經隋大興城以北東至潼關流入黃河。渠成，改名為廣通渠，由于此渠疏通之后，“轉運通利，關內賴之”，故亦稱富民渠。煬帝大業元年至六年（605—610年），又動用民工200多萬人，開了一條溝通南北、聞名中外的京杭大運河，同時，開通永濟、通濟兩渠，把關中廣通渠與京杭大運河聯接起來，構成一條從關中通往江南糧食產區的漕運網絡。隋末，農民起義風起云涌。隋王朝在農民大起義中覆滅，廣通渠也遭到嚴重破壞，關中漕運隨之中斷。

隋朝人工運河系統示意圖

唐代初期，漕運東南粟米大都先轉至東都洛陽，然后通過黃河、渭河再運抵長安，運量有限。唐代多次疏通漕渠。天寶元年（742年）三月，在漢、隋漕渠的基礎上，重開關中漕渠，陜郡太守、水陸轉運使韋堅“于咸陽壅渭水作興成堰，截灞、浐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對漕渠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整治。此渠東起關門（潼關），西抵長安，渠成后，漕運量增加到400萬石。韋堅還沿渠在長安城東禁苑浐水西岸望春樓下新開一潭，聚泊從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數十郡到達的船只，“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玄宗特賜名為“廣運潭”。

文宗開成元年（836年）咸陽令韓遼又一次疏導漕渠，起自咸陽，抵于潼關，名興成渠，“堰成，罷挽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從而使漕渠在唐代中后期，仍發揮著重要的漕運作用。

大約到唐朝末年，這條關中漕渠便逐漸淤塞，最終廢棄。

**3.**城內可以行船的漕渠

隋唐長安城有兩條漕渠，一條是上文提到的城外三百里漕渠，一條是都城內的渠道，后者與隋朝建成的永安、清明、龍首三渠及唐代新開的黃渠并稱“五渠”，結合“長安八水”形成了“八水繞長安，五渠貫城都”的長安城市水網結構。

“五渠貫都城”

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為了解決西市的木材運輸問題，京兆尹韓朝宗自南郊秦嶺腳下分潏水，向北流至外郭城西面，自金光門入城，東流經群賢坊和西市北部流至西市東邊，鑿潭于西市之街，以貯材木。

公元766年，需要從終南山把大量薪炭運入宮苑之內，以供取暖之用，京兆尹黎干就將城內漕渠由西市向東北開鑿、延長，向東流經光德坊、通義坊、通化坊，至開化坊薦福寺東街，北至務本坊國子監東，沿皇城東邊的景風和延喜兩門，再向北流入西內苑。這既方便了薪炭的運輸，又為城內和宮苑之中增加了新的水源。

唐長安城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內渠水可以行船的繁華巨城。

**4.**夭折的丹江通京運河

為了緩解江淮糧食通過黃河、渭水向長安轉運的壓力，唐代曾有顏昶、崔湜、鄭固、盧判官(失名)等人先后奏請朝廷，建言連接丹、灞二水，在南山(秦嶺)間開鑿運河，將商山陸運變為水運。其中唐中宗景龍時期崔湜還曾將之付諸實施。他建言“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此道由山南引丹水通漕至商州，再由商州镵山出石門，北抵藍田，以為挽道。中宗就以崔湜為使，役徒數萬。由于工程艱巨，役死者十之三四。雖此道可轉漕江漢糧米，但因新道為夏潦沖突，常常崩壓不通，遺憾中途夭折。

從早期對渭河的利用，到傾全國之力修建人工漕渠，記錄著人們對水的運輸功能開發的逐漸深入，關中漕運的發展支撐了長安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有力推進了南北方經濟文化的交流和國家的興盛統一。

來源: 陜西水利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