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良、田儒

編輯：小柒

古往今來，醉酒引發的嚴重后果不勝枚舉，古有猛將張飛酒后被手下砍下首級，今有酒駕事故屢見報道。來自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研究人員對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調查的統計表明， 酒精對人類造成的傷害已經超過了海洛因和可卡因 [1] 。

經常喝酒，你的身體會向你發出抗議。 圖片來源：pixabay

小酒怡情，大酒傷身，如果把小酒算成可以控制的酒精攝入，那經常不計后果喝大酒的人就可以稱為酗酒。研究發現，大部分人是可以憑借著對生活負責的態度控制酒精攝入，只有一小部分人會上升為酗酒 [2,3] 。過去的幾十年中，許多研究都致力于尋找各種可能造成酗酒的原因，雖然沒有找到確切成因， 但推斷跟以下的“可疑因素”有關系：

生物因素

酒精帶來愉悅感會鼓勵大腦重復這種行為。這種重復行為會使一些人產生酗酒行為 [4] 。

環境因素

近朱者赤，“近酒者飲”，酒精場所附近（酒精零售店或酒吧）的人更有可能飲酒 [5] 。

心理因素

處于高壓力，或存在焦慮、抑郁和其他心理健康狀況的人更容易酗酒 [6] 。

以上三個因素都可以通過自我調整或外界幫助來避免酗酒的產生， 但總有些人頻頻戒酒卻頻頻失敗， 在人體內部是否還有某些不可控的因素會導致酗酒呢？ 為解開“酗酒之謎”，來自瑞典和美國的科學家們，展開了他們的研究。

在人體內部是否還有某些不可控的因素會導致酗酒呢？圖片來源： pixabay

來自瑞典和美國的研究人員設計了一項動物實驗，他們希望通過 觀察小鼠對酒精的反應， 分析酗酒鼠與普通鼠在基因表達上的不同，從而判斷造成酗酒的主要原因 [7] 。 他們首先訓練小鼠通過按壓杠桿喝下含有20%酒精含量的水，直到小鼠們對“20°的酒”已基本適應 。 接著，研究人員給這些小鼠額外提供了糖水，每只小鼠只能從“酒水”和糖水里選擇一個。

研究者把小鼠放進單獨空間進行觀察。 來源：參考文獻[7]

大多數小鼠放棄了“喝酒”而選擇了糖水，并且隨著糖濃度升高，選擇糖水的比率更高了。然而，還是有15.3% 的小鼠還是執意選擇“喝酒”。為了證實這個比率的有效性，研究者做了好幾撥相同的小鼠實驗，熱衷于喝酒的小鼠占所有小鼠的比率沒有變。而且他們發現，這個比率和人類酒精上癮的比率近乎一致。

隨著糖濃度升高，選擇糖水的比率更高。 來源： 參考文獻[7]

以上的實驗是對先前沒有攝入過糖水的小鼠進行的，那么如果讓它們都先‘嘗嘗甜頭’，是不是會改變對酒精的偏好呢？然而，實驗過后研究者發現，即使是在正式試驗前喝過4周糖水，仍有一小部分小鼠更傾向于選擇酒精。因此得出結論， 先前對糖水的接觸不影響小鼠對酒精的選擇 。

既然如此，研究人員不得不使用“終極措施”，來考驗這些“酗酒鼠”——他們先是在酒精溶液中摻入了一種苦味物質---奎寧（quinine），再 在小鼠“品酒”的過程中實行爪底電擊，但 這些“嚴刑拷打” 都無法阻止“酗酒鼠”對酒精的熱愛。

這就好似很多人類中的嗜酒者為了“對酒當歌”，放棄了很多其他有意義的事情（正如老鼠放棄糖水）。而且 明知道酗酒會造成各種不良后果，如家人抱怨、酒駕被罰等，仍然無法減少對酒精的癡醉 （正如小鼠寧可忍受爪底電擊之痛，也義無反顧保持著對酒精的熱情）。

為了進一步探索小鼠反復選擇酒精的原因，研究人員對這些小鼠可能對嗜酒行為有影響的大腦區域基因表達情況進行了篩查。發現嗜酒小鼠與普通小鼠之間最大差異的基因表達存在于 杏仁核 （Amygdala）——一個產生情緒，識別和調節情緒，控制學習和記憶的腦部組織。

在杏仁核中，存在著一種神經遞質——γ-氨基丁酸（GABA）， 對于調節焦慮起著重要的作用。 GABA的正常運行是由一種叫做轉運蛋白GAT-3的物質維持的。實驗發現，有一種控制GAT-3蛋白的基因，其表達水平在嗜酒小鼠中明顯偏低。由此推斷，這種不正常的基因表達會影響神經遞質GABA， 進而影響動物或人類調節焦慮的能力。

為了確定GAT-3對酒精選擇的決定性，研究者對普通小鼠注射了能減少GAT-3基因表達的物質，然后觀察小鼠對酒精和糖水的選擇。發現 曾經偏愛糖水小鼠也變得偏愛酒精了。

研究者為普通小鼠注射能減少GAT-3基因表達的物質。 來源：參考文獻[7]

總的來說，這些實驗說明小鼠酒精成癮的主要原因，是轉運蛋白GAT-3的異常引起神經遞質γ-氨基丁酸（GABA ）無法維持正常水平引起的。

這一發現表明酗酒不僅是由生物、心理、環境因素等造成的，還在某種程度上與神經系統相關 。 從這一線索出發，也許未來在治療酗酒藥物研發上也將有新的突破。

沒準兒在未來某天，我們就可以把害人又誤事的酗酒給“治愈”了呢？

也許未來“酗酒”也能被治愈？ 圖片來源：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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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昕旸

題圖來源： pixabay

參考文獻：

[1] D. J. Nutt, L. A. King, L. D. Phillips; Independent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Drugs, Lancet 376, 1558–1565 (2010).

[2]J. C. Anthony,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Progress, K. L. Davis, D. Charney, J. T. Coyle, C. Nemeroff, Eds. (Lippincott Williams and Wilkins, Philadelphia, PA, 2002), chap. 109, pp. 1557–1573.

[3]B. F. Grant et al., JAMA Psychiatry 72, 757–766 (2015).

[4]Neuroscience, Exploring the Brain, Second Edition. Mark F. Bear, Barry W. Connors, 496~675.

[5]Seid, A. K., Berg-Beckhoff, G., Stock, C., & Bloomfield, K. (2018). Is proximity to alcohol outlets associated with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alcohol-related harm in Denmark?. Nordic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s, 35(2), 118-130.

[6]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Psychosocial Factors in Alcohol Use and Alcoholism. November 2016. http://pubs.niaaa.nih.gov/publications/10report/chap03c.pdf

[7]Augier, Eric, et al. "A molecular mechanism for choosing alcohol over an alternative reward." Science 360.6395 (2018): 1321-1326.